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连通中国与地中海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而在半月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21国刚刚签署了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认为，上述举措“是一种严肃的尝试，是为了发挥领导力，并且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形象，从而成为整个亚洲的领袖”。《纽约时报》则以“中国经济外交示好邻国”为题，对两则新闻进行了综合报道，逻辑与罗柏年并无二致：中国以输出资本作为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和“马歇尔计划”实属异曲同工。

　　中国的“丝路基金”筹划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确与“马歇尔计划”有共通之处：它们都以一个增速惊人、总量可观的经济体为后盾，都由政府行为主导，也都有相应的地理政治布局。但本质上，中国输出资本并非以遏制潜在敌国为政治动机的“马歇尔计划”重现，而是在一个需要开放、学习、包容的时代里，以“双赢多赢、互利共赢”的商业机会尽量达成“友邻、睦邻、富邻”的目标。所以，时下有论者称中国不可能戴“马歇尔计划”这顶渗透着霸权主义气息的“黑帽子”。当然，马歇尔计划至今仍被视为输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绝佳范例，其富含的大战略思维和基于之前数十年美欧金融博弈经历的缜密利益盘算，仍然值得今天中国政府部门参考和自省。

　　马歇尔计划的大战略思维

　　马歇尔计划(即美国援欧复兴计划，1948~1952年累计对欧“输血”近170亿美元)虽然以美国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名推出，但其战略内核却由主张对苏联“非对称遏制”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乔治·凯南敲定，它有两大基本假设。

　　其一，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脱离自身利益诉求，不懂得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平衡，而一味追求理想化的“国际新秩序”，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其二，即便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可取。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例如，19世纪大陆强国的资源动员速度较慢，英国可以采取平时“光荣孤立”、待冲突现端倪时再介入欧洲的策略;而1945年以后的苏联在行动的敏捷度上已经大大提升，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建立常态存在，才能对安全危机做出及时回应。

　　正是从这两大假设出发，凯南认为重点扶植西欧是美国在1948年最明智的选择。首先，西欧作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否则美国会有遭遇经济封锁的危险。其次，西欧包括英国依然拥有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而在战争中遭破坏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短期投入资本来恢复。第三，通过复兴西欧，美国不必再以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而是重启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构筑起了一条能动的战略内线。

最重要的是，经济复兴将在心理上恢复西欧对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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