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的四次转型飞跃

　　开辟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实现了身份转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积极开展对外党际交流。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还局限于政党层面，并不具有国家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呈现两极格局，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起密切联系，并承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这一时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稳定新生政权和加快国内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拓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念转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外交领域实现了由传统党际关系到新型党际关系的跨越和转型。此后的政党国际交往逐步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意识形态因素日渐淡化，中国共产党转而寻求与交往对象间的“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以不同于传统党际关系的新的党际关系理念为指导，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着力调整对外党际关系，对外交往范围日益扩大。从意识形态凌驾于政党外交之上到跨越意识形态鸿沟，新时期中国政党外交理念的深刻转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争取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历史上的一次转型飞跃。

　　开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取得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外交“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形成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党外交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这一时期的政党外交空前活跃，实现了跨越式的新发展。新世纪的政党外交更加务实，新世纪的政党外交着力加大“以政促经、政经结合”的力度，加强政党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针对性，政党外交方针趋于灵活务实;相关机制化建设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些适合双方特点、能够取得实效的交往机制;外交格局呈现立体化态势。政党外交通过“全天候交往”“柔性外交”“预防性外交”“人脉联络”等特点和方式发挥作用，逐步实现了由“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跨越，构建起了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有机结合的党的对外工作立体化格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方针更加灵活务实，政党外交机制化建设有了新进展，立体化外交格局逐步形成，政党外交迸发出新活力，实现了政党外交的跨越式发展，政党外交成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现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更加凸显中国特色、大国风范、大党气派，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理念的指导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的对外党际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协调配合，政党外交与国家重大外交议程紧密联动。当今，政党外交不仅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更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宗旨。新时代的政党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等紧密联动，形成“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更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大国大党形象，与世界其他政党之间增信释疑，营造和平良好的合作和发展环境。

　　新时代的政党外交更加具有全球视野，构建政党多边交流机制。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万寿论坛”等世界政党之间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推动成立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等区域或专门化的多边政党交流平台，形成政党高层对话的机制化路径，以政党外交为纽带连接政府外交、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举措，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性的公共产品。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联结，与新型国际关系双层互动，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有效提升了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开创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新境界。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经历了四次转型飞跃，实现了政党外交理念和政党外交实践的创新转变，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日臻完善，朝着程序化、规范化、机制化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党的重要战线和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秉承灵活务实的外交方针，明确双重定位，与国家顶层设计和重大外交议程密切配合，切实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提升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并“以政促经”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摘编于人民论坛作者臧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