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直线驶过,所到之处露出泥土的颜色,收获秋天独有的金黄。玉米的香味飘进种粮大户杜振生的鼻子里,正操作着机械设备的他露出满足的微笑。
杜振生操作机械设备。
这个季节,是农民最幸福的时候,“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更让这份幸福有了浓浓的仪式感。丰收如期而至,他们还期待着更多收获。
收获的玉米在院里堆成小山。
辗转致富路绕不开对土地的深情
长清区归德街道杜圈村的杜振生今年57岁,他说,自己是握着镰刀长大的。
“天不亮就要去地里,弯着腰用镰刀收小麦,磨得手上都是泡,一天最多也就收一亩地……”回忆起小时候帮父母收麦子、掰玉米,杜振生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就是那时候培养了我对土地的感情,粮食收到手里的感觉,特别踏实。”
不过,种地从来都是村民们养家糊口的手段,谁都没想过靠种地赚大钱,杜振生也一样。2005年,杜振生开始在村里经营化肥、农药、种子等各种农资。由于从来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在附近十几个村子都攒下了不错的口碑。
当“农资人”,让杜振生赚了钱。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农资终端零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透明利润空间有限,边种地边做农资生意让他吃不消了。“2009年,我把自己的3亩地租给了别人,专心做农资,可是生意也没好转。2011年土地还被退租了。”那段时间,杜振生和妻子张传兰压力非常大,俩人最终决定,农民还是应该脚踏实地,靠土地谋生。
于是,2012年麦收后,杜振生承包了村里的87亩地,当上了农场主。说是农场主,却没少受奚落,“很多人都不种地了,出去打工一天怎么也能赚一两百块钱,种地又遭罪,利润又低。”尽管如此,杜振生还是坚持,因为“是人就要吃饭”。
相比杜振生,孝里街道安兰村的安东一家人更有魄力。2013年,安东的父亲一下流转了700多亩地,约占全村土地的50%。
后来,父亲去世,安东接管了这片土地。今年35岁的安东,当起了十里八乡最年轻的专职农民。“感情这个东西不好说,我就是喜欢种地。”安东说。
转向机械化只靠种地也能增收
“小时候,父母在地里割麦子,我就负责抱着麦子送到板车上。麦穗扎人真疼啊,但是那时候不怕,能帮上忙就高兴……”安东说,祖祖辈辈都与土地打交道,他相信自己是个种粮食的好手,所以接手农场以后,不论是不是好年景,他都细心呵护着地里的庄稼。
种地可不是轻快活儿,700亩地要浇水、施肥,得雇佣不少人。不过随着机械化的发展,雇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开始什么都是靠人工,种地的利润本来就低,人工费又要耗费不少。后来,别的村有了联合收割机,我们就去租,收割的效率比人工可要快多了。”安东说,这两年,他又投入一笔钱,自己购置了联合收割机和播种机,在农忙的季节雇十几个人就足够了。
杜振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流转第一批土地后,他又陆续承包土地,规模达到现在的300多亩。田边停放着好几台农用机械,不仅能满足自己家用,还能租出去赚点外快。
安东和杜振生都说,国家对传统农业的支持让自己特别欣慰,虽然机械是“咬着牙”买的,但购置一台玉米联合收割机就能获得近4.5万元补贴。“现在种粮,如果不依靠机械化,就会成本高,哪里还能赚钱?”杜振生深有体会。
不过,杜振生的思维较购置机械前也有了改变。“买这些设备好几十万元,保养、维修费用也高,更新换代还快。”杜振生说,他准备加盟农机合作社,大家伙儿分担费用、共享红利,“无人机、插秧机、耕地机……能用的设备可多了,自己不可能全买。”
多亏好政策种粮大户有了新目标
从2018年开始,“秋分”这个节气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两位种粮大户也随着节日的到来迎来了丰收。玉米联合收割机驶过田野,机械的轰鸣传到杜振生和安东耳朵里,都是收获的声音。
“我的这片地,只适合种小麦、玉米,因为离着黄河太近,土、肥流失严重。”安东一边算着每亩玉米能带来的收益,一边感慨。虽然种地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但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一些不算肥沃的土地也有了种植其他作物的希望。“我从省农科院拿到了一种新品种大豆,虽然还没种植成功,但品种还在不断优化,以后说不定就能种好呢。”安东充满期盼。
杜振生则感受到,现在国家各个层面都支持种粮,前些年兴修水利,解决了涝灾隐患,出台了不少好政策,有粮食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政府还在技术上给予支持,遇到什么问题,杜振生都向省农科院、科协部门的农业专家寻求帮助,有好的小麦、玉米品种,杜振生都愿意积极尝试。
杜振生的小院里,几名享受贫困政策的村民晾晒着芝麻和花生,这是今年刚种上的作物。“现在大家对粮食的追求不再仅仅是吃饱饭而已了,还追求花样和健康,所以我种了很多杂粮品种,希望能丰富一下自己的产业结构。”杜振生说。
“我还是相信,人都要吃饭,在国家这么支持农民种粮的形势下,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好!”杜振生说,他不仅要把粮食种好,将来还要搞电商、做直播,让传统农业也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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