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厚德泉说后宰门街

　　厚德泉得名于明德王府北门俗称

　　2013年，济南市园林部门的一位朋友，主持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建设工程的文化策划，找到我说，区内有厚德泉，请写一篇五六百字的碑记，以待勒石。

　　厚德泉得名于2009年8月，之前乃历下区后宰门街97号居民宅院内一眼无名井，直径0.45米，深0.7米。2011年9月，百花洲工程启动，老院拆除，厚德泉方由藏变露，现身街边。

　　济南造化独钟，伏流百派，由南山潜入城区而出露成泉，自古称名泉七十有二，不知名者难以计数。20世纪50年代以来雅称“泉城”。

　　旧时邑人虽然往往把院内街旁生活用井也称作泉，但是这种泉大多并无名字，有名字的也无甚名气，除非极个别的有传说可讲，如舜井、罗姑井。

　　尽管厚德泉并无深远历史可述，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吁告人们，泉水不是从来如此，也不会永远如此，它已经和正在发生堪称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保护泉水既任重道远，又迫在眉睫。

　　碑记(附于文后)写好后，正待刊石，因街区整治建设涉及民房拆迁、居民安置，园林部门无此职权，工程改由历下区政府负责，人移政易，此事遂废。

　　泉名厚德，虽后来为此编造了源自泉边某人乐善好施的故事，实则得名于曾在其南不远的明代德王府北门。伏羲八卦之坤卦对应方位为北方，《周易》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历史上的城门、宫门多有称厚载门的，皆本于此。但是，唐代东都洛阳皇城的厚载门是南门之一，而自元代以后都专称北门了。德王府北门亦曾称厚载门，又改作后宰门。

　　如前所述，厚德泉因得名时间短，无须多言，而德王府距今则有五六百年了，且仍有后宰门街。那德王府北门的原名是厚载门吗，何时何因改称后宰门?这事儿众说纷纭，倒值得仔细辨析。

　　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元年(1457)封二子朱见潾为德王，封国山东德州。朱见潾在其兄宪宗朱见深登基后的成化三年(1467)才离京，因爱湖山秀丽、城市繁华而就藩于济南，德王府建在珍珠泉上。

　　据《明会典》《明史·舆服志》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规定，亲王府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太祖朱元璋对此说道：“使诸王睹名思义，以藩屏帝室。”

　　明崇祯十三年(1640)刊行的《历城县志》载：“百花桥街，德府后。”清乾隆《历城县志》载：“厚载门街(旧志：德府后，作百花桥街)。”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朝就灭亡了，由上述记载来看，明代并没有“厚载门街”，德王府北门应该也没有改名，一直遵制称“广智门”。“厚载门”只是俗称。

　　“厚载门”因避讳

　　改作“后宰门”

　　元大都宫城北门名为“厚载门”，皇城北门则名“厚载红门”。至明代，北京皇城北门“北安门”，“俗呼厚载门，仍元旧也”(《明会要》卷七十二)。

　　明代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也说：北京皇城北门“曰北安门，即俗称‘厚载门’是也”。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门宫不避讳”条写道：“今禁城北门名厚载，即玄武门也，相传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庙讳上一字，上下通称不避。”

　　明代崇祯年间太仆寺丞陈济生所著《再生纪略》记载：崇祯帝“缢于后宰门煤山之红阁”。“后宰门”即禁城北门“玄武门”，清代避康熙帝玄烨圣讳，改名“神武门”。由上述记载可知，明代北京的皇城和禁城(宫城)的北门，皆俗称“厚载门”或“后宰门”。

　　明代南京皇城北门“北安门”，以及各地王府的北门也跟着俗称“厚载门”或“后宰门”。今天因此仍然保留“后宰门”这一地名的城市，除了济南，还有南京、西安、武汉和衡阳，成都则讹称“后子门”。

　　明代吴承恩完成于嘉靖万历年间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多次写到“后宰门”。如乌鸡国、狮驼国的城北门，特别是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写道：唐太宗寝宫门外，入夜鬼魅呼号，抛砖弄瓦。于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夜间把守宫门，得以无事。“如此二三日，又听得后宰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晓来急宣众臣曰：‘连日前门幸喜无事，今夜后门又响，却不又惊杀寡人也!’茂功进前奏道：‘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卫。’太宗准奏，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征领旨，当夜结束整齐，提着那诛龙的宝剑，侍立在后宰门前。”由此可见，不仅城门府门，连寝宫之类的后门在明代亦可称“后宰门”。

　　从上述记载，以及流传至今的地名皆曰“后宰门”便知，“厚载门”在先，而“后宰门”于后。为什么一音二名呢?因避讳所致。明武宗正德(1506-1521)帝名朱厚照，世宗嘉靖帝(1522-1566)名朱厚熜，穆宗隆庆(1567-1572)帝名朱载垕。所以“厚”“载”二字皆须避讳。

　　作于清康熙雍正年间的《东游记》(著者佚名)说道：“有人问，何以知《西游》一记也作于嘉靖之时?只问他正阳门、后宰门、谨身殿、光禄寺、锦衣校尉、兵马指挥、司礼太监是几时起的名色。”从“后宰门”写法的出现，便可得知《西游记》创作的年代。这也证明了，明代全国的“厚载门”正是因避圣讳而统统改写成“后宰门”。

　　这一致的改法，似是根据来自朝廷的某种指令。有研究者曾讲：“官方将北京北安门的俗称‘厚载门’改为‘后宰门’。”但是没有说明文献依据(见2016年1月30日《金陵晚报》，于峰《后宰门是哪座门，北安门街上为何没北安门》)。但也有可能是北京因避讳俗写“后宰门”，全国唯京都马首是瞻。至于究竟如何，尚待查考。

　　前面提到明代沈德符所言“门宫不避讳”，怎么理解呢?应该是避字而不避音。口头上“后宰”与“厚载”是一样的，书写则必是“后宰”。再者“厚载门”本来就是俗名，禁城北门名称正式书写还是“玄武门”。

　　总的来讲，明代御名和庙讳(皇帝父祖的名讳)禁忌稍宽。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即规定：“凡进上位笺章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笔画。”(《明会典》卷七十四)

　　“二名不偏讳”，“偏”假借为“遍”，意即二字之名，只犯一字，就不算犯讳。“嫌名不讳”，意即声音相同或相似，字样各别，不必避讳。这是春秋时代的礼仪，故曰“依古”。若像汉魏唐宋“嫌名”也须避讳，那么“后”与“厚”同音，则是不允许使用的。

　　尽管如此，避讳还是必须的，而且时松时紧。如天启帝(1621-1627)朱由校即强化避讳制度。其父泰昌帝名朱常洛，所以“常”俱改作“尝”，“洛”俱改作“雒”。济南泺水流入大清河(其河道后为黄河)之处，称“泺口”，自金代起也俗写“洛口”，明万历十三年(1585)重修完成的《明会典》、万历十八年(1590)编印的《山东盐法志》皆作“洛口”，而崇祯六年(1633)的《历乘》则因避讳写作“雒口”。

　　洪武年间所制《明律例》又规定：“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明会典》卷一六二)“为名字触犯者”，意即所取名字犯讳。以上律条与唐宋时期大同小异。因此，在专制统治下，官员百姓还是觉得小心为妙，能避则避，免得棍棒上身。

　　“后宰门街”明代即有之

　　虽然不见德王府北门明代即俗称“厚载门”和“后宰门”的记载，但是根据上述史料便可推知，当时德王府北门，应也是同全国一样俗称“厚载门”，因避圣讳而写作“后宰门”。

　　至于有人讲，是因为德王府的厨房在北门附近，常宰猪杀羊，所以北门称后宰门，其后有人嫌其不雅，改称厚载门。这应是一种趣味性的说法。

　　至于济南的“厚载门街”名，也并不是清代乾隆年间编写《历城县志》之前才有，“后宰门街”名，也并不是清末编写《续修历城县志》之前才有，清代已经没有了德王府，谁会以消失的事物命名街巷，并且二百年后又改换同音字呢?即使命名改字，怎么会得到公认并流行呢?所以两者应该一前一后于明代就出现在当地官民口语和书写中了，只是崇祯《历城县志》仍然记录其正式名称“百花桥街”。

　　至清代，按约定俗成的原则，这街俗名作正名，“百花桥”则成曾用名。古时没有地名办公室做规范工作，也没有路牌，人们常常按音写字，一个地名多种写法，即使方志甚至一种方志里，也是如此。如济南方志里，“黄岗”也作“黄冈”，“十王殿”也作“十王店”，“旱石桥”也作“捍石桥”“杆石桥”。因不用避明代之讳，乾隆《历城县志》从雅正从渊源，写作“厚载门街”，而《续修历城县志》则从俗众从流变，写作“后宰门街”。

　　那么，明代避讳为何选用“后宰”二字呢?“后”字毋庸讨论，皇宫王府皆坐北面南，北门即后门。而“宰”字与“宰猪杀羊”绝无关系。王府且不论，皇城皇宫尤其是寝宫，怎么会在门口屠宰呢?怎么会以如此不雅、有血腥气的词义做名字呢?像成都明代蜀王府的北门一带，在清末就称作和写作“后子门”，并辟有“后子门街”。这或许正是百姓觉得“宰”容易联想到“宰杀”，而集体为之。

　　《周礼·目录》曰：“宰者,官也。”古时掌管、治理天下曰“宰世”，掌治民众曰“宰民”，主宰的地位曰“宰席”，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曰“宰相”“宰辅”，宰相办公之所曰“宰府”。“宰”是个高贵威权的字词，所以用于帝王贵族之门。

　　后宰门街，清代和民国年间是济南有代表性的繁华街道，如今与芙蓉街是济南老城里仅有的两条尚存商业气息的老街，虽经近些年的整治，似没有恢复充沛的活力，比比成都的宽窄巷子即一目了然。从某种意义来讲，济南的历史街道和泉水一样，应该得到更多的精心呵护。“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的济南人自当努力啊!

　　附：厚德泉记

　　厚德泉得名于2009年8月。其前乃历下区后宰门街97号居民宅院内一无名井。2011年9月，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整治建设工程启动，浚源砌池，拆墙置景，院中老井始成街边新泉矣。

　　济南造化独钟，伏流百派，由南山潜入城区而水位浅近。出露成泉，掘地见井，或水量如常则为满井，丰沛即现涌泉，故邑人习于以泉称井也。

　　厚德之名系承泉南明代德王府之北门。伏羲八卦之坤卦对应方位为北方，《周易》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缘此，明代皇城王府北门皆美称厚载门，后因避明正德、嘉靖、隆庆名讳，改作后宰门。

　　细检史籍，济南泉源历代生灭无定，七十二名泉亦变动不居。除却天意，盖因世人以为泉井易得，挖填取弃无度耳。远古遑论，自宋而降，城墙内外泉址与泉名并存于世、从无分离、记载详确者，独惟趵突。宋人著述中以“皆奇”颂赞之舜泉、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或湮没无痕，或仍当初之名，而非彼时之泉，旧栖王谢堂前，今入百姓人家矣。由此视之，“江山易改”洵非夸张之语。

　　厚德泉之命名修整，宛若再造也。历经沧桑陵谷，邑人鉴往思痛，感念上苍予济南之珍惠深恩，亦自励如大地承载包容，期与自然万物和谐共荣焉。

　　济南嘉号泉城，因泉而生，傍泉而建，拥泉而美。惟愿厚德泉澄波长流，灵辉永驻，与众泉与济南历千万祀而同在。

　　2013年10月3日，周长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