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宝桢到山东大学文学院 尚志书院的前世今生

2021-04-02 07:34:22 来源:舜网-济南日报

作者:侯 林 侯 环

责任编辑:鞠月芹

从丁宝桢到山东大学文学院 尚志书院的前世今生

今尚志书院照

  今趵突泉公园内有一处院落,前后两楹,名尚志堂,标为晚清山东巡抚丁宝桢所建之尚志书院。该书院为2011年趵突泉公园依据原尚志书院所做的部分恢复,规模小了许多。好在,它依然有清泉疏竹、古韵悠悠之风致在。

  丁宝桢同治八年创办

  清同治六年(1867)二月,丁宝桢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咸丰三年(1853)成进士,改庶吉士。初为湖南岳州知府,同治元年调长沙,屡立战功。擢山东按察使,晋布政使,自同治六年二月至光绪二年(1876)九月任山东巡抚,在将近十年的任期中,山东面貌为之大变。

  尚志书院创建的时间有三说。

  一是同治八年(1869)。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引宣统《山东通志》称:“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址建为书院。手书堂额曰‘尚志’,榜其门曰‘金泉精舍’。”

  由此亦可知,所谓尚志堂、尚志书院、金泉精舍,实为一处三名,均指(尚志)书院也。

  二是同治六年(1867)。邹钟《尚志堂记》:“尚志堂者,平远丁公稚璜抚东时为国储才而作也,……堂成于同治六年。”(见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

  三是同治九年(1870)。出自光绪四年丁宝桢所作《新建尚志堂记》。文中称:“济南会垣,旧设泺源、景贤两书院,为讲学之地。……庚午岁,余复于城西郭外得隙地一区,中有泉,清澈可鉴,因辟除为堂,颜之曰:‘尚志’,而于堂后置斋舍数十楹……”

  庚午岁,为同治九年也。

  这其中,同治六年显然与事实不符。而八年为诸《志》所本,九年为作者亲记,究竟何者为准呢?

  丁宝桢门生、尚志书院主讲、潍县名士张昭潜可解开这一谜团。张氏有文曰《金泉精舍记》,作者在文中称自己来尚志书院任事是在书院建成一年之后:“不佞如昭潜亦命潍令敦促以来,盖至是堂开周年矣”,后又标记此文作于“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也”,由此可知,尚志书院建成当在同治八年。诸《志》所载无误,而丁宝桢记忆有误也。

  尚志书院创建的目的

  同治间,济南书院林立,知名者有泺源、济南、景贤等,特别泺源作为省级书院,由山东巡抚直接掌控,为何还要再建一个尚志书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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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录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

  据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济南书院如泺源、景贤等,“近年以来,士人之肄业其中者,类能勤课读,工词章,一时文风彬彬称盛”,既如此,再要一个尚志有什么用?

  而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则称丁公此举在于“招士子肄业其中,讲明正学”,亦语焉不详。

  最为痛快淋漓的答案在深切了解丁宝桢的张昭潜口中:“(丁)公虑士子习制举业不务实学,特敕有司建是堂。”(《金泉精舍记》)

  真的是一针见血。

  原来,关键在于“实学”二字上。丁宝桢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不务实学”,而传统的书院却都是“习举业”,亦即为科举服务的。

  在内忧外患,列国用先进科技及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刻,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教育模式的反思,来得恰逢其时。

  为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实学”,由学术而遍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

  建起尚志书院,丁宝桢明示:“令各府州县儒学延送敦品穷经之士讲习其中,此外,习天文、地舆、算术与夫通百家言者,亦与焉。”

  天文、地舆、算数、百家言,业已涵盖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这正是“务实学”的宣言与内涵。

  尚志书院注重网罗具有各种特殊能力的人才,其历任主讲甚至生徒不惟读书穷经、学富五车,且多身怀绝技。匡源、孙葆田、柯劭忞等硕学鸿儒自不必说,其他如宋书升殚心经术,有“小康成”之目,且尤精推步之学。潍县张昭潜精研经史与诸子百家,旁涉水利、农田、天文、兵法。济南弭道彰潜志典坟,提要钩玄,学有专长,他与张昭潜合注《通鉴纲目地理》,且究心理学,精岐黄术。法伟堂则为著名金石学家、音韵学家,精天文、地理、算法。其他如张士保、于泽春、尹彭寿、赵文运、张梅亭等,亦皆博古通今,各有专长。

  光绪十七年(1891)起续修《山东通志》,其总纂为孙葆田、法伟堂、宋书升,分纂则有赵文运、张昭潜等,主要岗位人员大多来自尚志书院,由此亦可见书院的分量。

  尚志书院的第一任主讲,是大名鼎鼎的匡源匡鹤泉侍郎。

  匡源(1815—1881),字本如,号鹤泉。莱州府胶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二十年成进士。为清帝咸丰之师,曾任兵部、吏部侍郎,咸丰临终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之一。慈禧发动政变后罢官。落拓清贫。同治三年(1864),其弟子、山东巡抚阎敬铭聘主泺源书院,其后又应山东巡抚丁宝桢之聘兼主尚志书院,凡十七年,为山东培育人才立下汗马功劳。

  匡源身为帝师,学识渊博,工诗善文,尤以书画见长。惜乎存世寥寥。

  尚志堂原为词人居

  今尚志书院在金线泉西一狭小院落之中,系2011年重建。其实,书院原址大部恰在金线泉东,即今之李清照纪念堂与李清照故居所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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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李清照纪念堂及故居,为晚清之尚志书院。

  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引宣统《山东通志》称:“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副宪九畴。故有‘投辖井’,井南有泉名‘漱玉’,为宋名媛李清照故居,年久废圮。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址建为书院。”

  由此可知,尚志书院之址,正昔日之李清照故居所在处;由此亦可断言,今之李清照故居及纪念堂所在处,正当年之尚志书院即金泉精舍也。

  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奇妙循环,即当年人们在已经废圮的李清照故居,建筑了尚志书院。若干年后,今人又将尚志书院(稍加改建修饰)称为李清照故居与纪念堂。

  当年尚志书院的位置及内部结构等,有一位最为权威的见证者,即书院建成的第二年来书院任事的潍县学者、诗人张昭潜(《潍县志》称其主讲尚志书院,但其时乃是泺源书院主讲匡源兼任尚志主讲的,张昭潜主讲尚志也应该在此很多年后,此时当是“校书”,可参见下文),他写下的《金泉精舍记》,堪称当年书院的一幅立体图画,也是今李清照故居即为书院的铁证。

  张昭潜(1829—1907),字次陶,斋名无为,又名致和堂,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廪贡生。幼丧父,从叔父学,继从本邑学者于祉研读经史、理学、诸子百家之书,旁涉水利、农田、天文、兵法。曾先后主讲尚志书院、潍阳书院。所著甚多,有《无为斋文集》《无为斋诗集》《无为斋词钞》《无为斋续集》。另撰有《北海耆旧传》《山东地理沿革表》《山东郡县沿革表》《通鉴纲目地理续考》《潍志纠谬》等。

  这篇写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十四日的《金泉精舍记》,在写到书院结构时,首先是从书院内部写起的:“重门内有井,护以方栏,北壁有垩碣曰:投辖井。井东有泉,石甃方池,深黑色,东壁有垩碣曰:漱玉泉。宋名媛李清照《漱玉集》以此名。”

  这就告诉我们,当年的书院比今之词人居还要大些,不仅有投辖井,连漱玉泉也是院中之物。

  接下来,作者写道:漱玉泉南面,依然是书院的建筑(由此可知,今漱玉泉南的大池原先是没有的,乃后来所凿),泉的正南为“官厅”(疑为山东书局或其派出机构,详情见以下),官厅的东边为朱熹祠,祠的北面为号舍,张昭潜与田珍所居处。官厅的西边为讲堂,丁宝桢手书“尚志堂”三字正是其堂额,讲堂的北边是另一处大的厅堂监院厅,监院厅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之南又是号舍,文登学者于泽春等居住之。

  而讲堂之南,正对讲堂的,是观星台,这是今人丝毫不知的。观星台的西边,是金元时代的灵泉庵,明为谷继宗别墅。如今在此旧基之上,又建了一个亭子(亦成为书院中物也)。而此亭的西北隅,就是金线泉了。这就是“金泉精舍”名字的来源。(“台西有园,金元时为灵泉庵,……先为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宪副九畴,二人尝结文社于此园中。构草亭,仍进士旧基为之,亭四面槐柳花竹,亏蔽阴森,迫迮梱緻。亭西北隅有泉,名金线泉……金泉精舍所由名也。”)

  由此文,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尚志书院东起马跑泉西、漱玉泉东,西到金线泉,南至漱玉泉南还有很大一块面积(容纳着诸如“朱子祠”“讲堂”“官厅”等)。

  第二:由此可知,尚志书院之面积版图,比现今之李清照故居、纪念堂还要大许多。

  第三:漱玉泉为院中物,明矣,观星台与金线泉,意后者亦为院中物,待考。

  山东书局与书院的关系

  尚志书院即金泉精舍有不少难解之谜,甚至可以说疑云重重。

  其一:书院的主讲到底有多少?在书院30多年的岁月里,单是匡源主讲泺源和尚志书院便有17年之久,而孙葆田先后两次主讲尚志,第一次自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一年,第二次在光绪二十七年。除此之外,还有几年时光?而山东不少县志则称本县有饱学之士曾经来省城主讲尚志。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其二:山东书局与书院到底是什么关系?何以山东书局的刻书,如《十三经读本》等,其牌记题“尚志堂藏版”。有学者指出:尚志堂实际上是山东书局的编辑部,山东书局的书大多是由尚志书院的师生校勘整理的。(参见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下)》)

  这一切,由柯劭忞的一首诗便揭开了奥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书院生徒、现著名翰林学者柯劭忞来书院时,正巧遇到好友高鸿裁。

  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清末收藏家。潍县在有清一代,不少学者闻人从事古文物搜求、珍藏、研究,其中最著名者当推陈介祺和高鸿裁。高氏所藏秦砖、汉瓦、六朝墓志尤多。他与当时学者王懿荣、缪荃孙、罗振玉、孙葆田、徐坊、柯劭忞等为文字交,书函往来,互相切磋研讨。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对高鸿裁评价极高:“中国古代的金石家,最初不甚注意砖瓦。要讲物品真确,文字精雅,花样美富,恐怕任何哪一家,都比不了高翰生。”

  柯劭忞此诗为《高翰生〈金泉校书图〉》。本诗开端,诗人回忆了尚志书院多年以来培育学子的辉煌成绩:“吹竽纵说齐客滥,甄拔终能十得五。三十年来日凌替,场屋诗文矜紃组。”作为尚志书院曾经的生徒,柯劭忞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

  然而,书院不只是有着乡试中举的惊人比例(“甄拔终能十得五”),它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使命,诗人接下来吟道:朝廷救弊议更张,记诵陈言弃如土。扫除黉舍为书局,学津揭厉非无补。

  原来同治年间,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重振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同治三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各省纷纷效法。同治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山东书局于济南。“黉舍”,书院也,特指尚志,从“扫除黉舍为书局”来看,书院简直就是书局,或曰书局的一个部分。

  那么,作为书局的书院,究竟承担什么呢?柯劭忞说:丹铅雠订要得人,戋戋束帛盛筐筥。

  “丹铅雠订”,正是那些学识优长的人士承担的书籍的编辑、校雠与考订工作。而诗人认为,高翰生正是这样的人才:先生博综艺文略,文章仿佛晁公武。拥书万卷尽名城,金石旁搜椎搨古。区区撰集何足论,史谬经譌辨鱼鲁。淹中耆旧旋凋丧,海上鼋鼍正蟠互。

  却原来,山东如此多的饱学之士来到尚志,他们大多是来“校书”的呀!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高翰生这幅《金泉校书图》所表现的,正是当年金泉精舍的师徒们校订古籍的场面与情景。

  书院与山东书局的成立几乎同时,应该是丁宝桢在建立书院时便有此考虑规划,即以书院承担书局编辑之任。这些学术性、专业性极强的书籍,是非得专家来做不可的,书院之师生,大量招收了深通经史乃至天文、地理、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上文与书院在一起的所谓“官厅”者,疑即山东书局之(派出)机构所驻也。

  在光绪九年(1893)潍县张昭潜尚志堂刻本《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中,便有“校刊姓氏”,其中便有“潍县高鸿裁翰生”。由此可知高翰生与金泉渊源之深。其余姓氏,亦全为书院中人,知名人士如:荣成孙葆田佩南、诸城尹彭寿竹年、曹县徐继孺又稺、文登于霖逢泽春、历城弭道彰星房等多人。

  只是,上述人士(孙葆田除外)在书院身份是“师”还是“徒”,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比如,张昭潜入书院时已是42岁。《潍县志稿》称其为贡生,并有“同治庚午,东抚丁文诚公开尚志堂,延揽经明行修之士讲学其中,昭潜与焉。”(《潍县志稿》卷三十人物 文学),如此高龄与成就,且县志振振有词,由此似可知,他是以教职身份来的;然而不然,有光绪十一年丁宝桢《资治通鉴纲目四面合刻序》中称:“会尚志堂肄业诸生张昭潜等精舆地学,乃作《地理续考》以附原注……”(转引自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下)第四章》),又据张昭潜《金泉精舍记》中称自己与文登名士于霖逢住“号舍”等情节,亦为生徒不为师尊之待遇也。

  由此可知,鉴于尚志书院所负“校书”之职责,有诸多年龄偏大、学养深邃的学者名流,开始反而是以生徒的身份进入书院肄业的。

  书院的大师级主讲

  尚志书院主讲有几位大师级人物。

  前有匡源。他主持泺源、尚志17年,从学弟子三千人,其门生成名者多至百人。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少有的。

  后有孙葆田。孙葆田(1840—1911),字佩南。荣成人。勤奋好学,精研古诗文辞。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光绪元年授刑部主事。初为安徽宿松知县,调合肥知县。执法不挠,有“强项”之誉。得罪李鸿章,自免归。

  孙葆田的“强项”当时在国内是十分轰动的事件,因为他面对的是位高权重的李合肥李鸿章。才望倾朝的学者李慈铭(字式侯,号莼客)在其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同年孙葆田,山东人,由户部主事改官知县,为合肥令。去年李合肥从子杀人,力持之。而庐州守黄云本无赖小人,必欲消弭其事,以为挟命讹诈。皖抚陈六舟亦游移,臬使张君岳年不肯同,故谳久不决。孙君素有学守,既持此狱,合肥人以包孝肃目之。而李合肥与陈六舟书,谓其专务搏击强家,比之《汉书》酷吏矣。”(见金梁《近世人物志》)

  世称孙葆田读书穷理,为守兼优,居官勤政爱民,不畏强御,风操挺然!

  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张曜任山东巡抚。十五年,张曜慕孙葆田之名,邀他任书院主讲。孙葆田以“敦本务实”为教育宗旨,传道授业,孜孜不倦。光绪十七年乡试,尚志书院多人考中举人。世人咸以为“教泽所至也”。

  孙葆田由此名震齐鲁。

  光绪十六年(1890),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请孙葆田为总纂。十七年,张曜卒,遂告中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孙葆田主讲于开封大梁书院。二十七年,主南阳宛南书院,其间,纂《南阳县志》。后返故里,复主尚志,学者奉为大师。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任山东巡抚,重开通志局,复以孙葆田、法伟堂、宋书升为总纂,未几,杨士骧调任直隶总督,法伟堂病逝。孙葆田、毛承霖等历尽艰辛,终将一部200卷的宣统《山东通志》完美呈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施行新政,废除科举,尚志书院遂改为校士馆;三十年,又改为师范传习所;三十三年改为存古学堂。

  民国元年(1912)5月,经临时省议会议决,济南第一中学校(原名山左公学,刘冠三创立)迁入存古学堂。校长于明信。

  民国十五年(1926),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于6月30日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于是,山东省教育厅将山东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清末状元王寿彭任校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即在原尚志书院。

  1956年,济南辟建趵突泉公园,纳尚志书院于其中,后改建为李清照纪念堂。

从丁宝桢到山东大学文学院 尚志书院的前世今生

今之漱玉泉

作者:侯 林 侯 环

责任编辑:鞠月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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