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宝桢到山东大学文学院 尚志书院的前世今生

　　今趵突泉公园内有一处院落，前后两楹，名尚志堂，标为晚清山东巡抚丁宝桢所建之尚志书院。该书院为2011年趵突泉公园依据原尚志书院所做的部分恢复，规模小了许多。好在，它依然有清泉疏竹、古韵悠悠之风致在。

　　丁宝桢同治八年创办

　　清同治六年(1867)二月，丁宝桢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咸丰三年(1853)成进士，改庶吉士。初为湖南岳州知府，同治元年调长沙，屡立战功。擢山东按察使，晋布政使，自同治六年二月至光绪二年(1876)九月任山东巡抚，在将近十年的任期中，山东面貌为之大变。

　　尚志书院创建的时间有三说。

　　一是同治八年(1869)。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引宣统《山东通志》称：“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址建为书院。手书堂额曰‘尚志’，榜其门曰‘金泉精舍’。”

　　由此亦可知，所谓尚志堂、尚志书院、金泉精舍，实为一处三名，均指(尚志)书院也。

　　二是同治六年(1867)。邹钟《尚志堂记》：“尚志堂者，平远丁公稚璜抚东时为国储才而作也，……堂成于同治六年。”(见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

　　三是同治九年(1870)。出自光绪四年丁宝桢所作《新建尚志堂记》。文中称：“济南会垣，旧设泺源、景贤两书院，为讲学之地。……庚午岁，余复于城西郭外得隙地一区，中有泉，清澈可鉴，因辟除为堂，颜之曰：‘尚志’，而于堂后置斋舍数十楹……”

　　庚午岁，为同治九年也。

　　这其中，同治六年显然与事实不符。而八年为诸《志》所本，九年为作者亲记，究竟何者为准呢?

　　丁宝桢门生、尚志书院主讲、潍县名士张昭潜可解开这一谜团。张氏有文曰《金泉精舍记》，作者在文中称自己来尚志书院任事是在书院建成一年之后：“不佞如昭潜亦命潍令敦促以来，盖至是堂开周年矣”，后又标记此文作于“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也”，由此可知，尚志书院建成当在同治八年。诸《志》所载无误，而丁宝桢记忆有误也。

　　尚志书院创建的目的

　　同治间，济南书院林立，知名者有泺源、济南、景贤等，特别泺源作为省级书院，由山东巡抚直接掌控，为何还要再建一个尚志书院呢?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录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

　　据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济南书院如泺源、景贤等，“近年以来，士人之肄业其中者，类能勤课读，工词章，一时文风彬彬称盛”，既如此，再要一个尚志有什么用?

　　而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则称丁公此举在于“招士子肄业其中，讲明正学”，亦语焉不详。

　　最为痛快淋漓的答案在深切了解丁宝桢的张昭潜口中：“(丁)公虑士子习制举业不务实学，特敕有司建是堂。”(《金泉精舍记》)

　　真的是一针见血。

　　原来，关键在于“实学”二字上。丁宝桢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不务实学”，而传统的书院却都是“习举业”，亦即为科举服务的。

　　在内忧外患，列国用先进科技及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刻，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教育模式的反思，来得恰逢其时。

　　为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实学”，由学术而遍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

　　建起尚志书院，丁宝桢明示：“令各府州县儒学延送敦品穷经之士讲习其中，此外，习天文、地舆、算术与夫通百家言者，亦与焉。”

　　天文、地舆、算数、百家言，业已涵盖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这正是“务实学”的宣言与内涵。

　　尚志书院注重网罗具有各种特殊能力的人才，其历任主讲甚至生徒不惟读书穷经、学富五车，且多身怀绝技。匡源、孙葆田、柯劭忞等硕学鸿儒自不必说，其他如宋书升殚心经术，有“小康成”之目，且尤精推步之学。潍县张昭潜精研经史与诸子百家，旁涉水利、农田、天文、兵法。济南弭道彰潜志典坟，提要钩玄，学有专长，他与张昭潜合注《通鉴纲目地理》，且究心理学，精岐黄术。法伟堂则为著名金石学家、音韵学家，精天文、地理、算法。其他如张士保、于泽春、尹彭寿、赵文运、张梅亭等，亦皆博古通今，各有专长。

　　光绪十七年(1891)起续修《山东通志》，其总纂为孙葆田、法伟堂、宋书升，分纂则有赵文运、张昭潜等，主要岗位人员大多来自尚志书院，由此亦可见书院的分量。

　　尚志书院的第一任主讲，是大名鼎鼎的匡源匡鹤泉侍郎。

　　匡源(1815—1881)，字本如，号鹤泉。莱州府胶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二十年成进士。为清帝咸丰之师，曾任兵部、吏部侍郎，咸丰临终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之一。慈禧发动政变后罢官。落拓清贫。同治三年(1864)，其弟子、山东巡抚阎敬铭聘主泺源书院，其后又应山东巡抚丁宝桢之聘兼主尚志书院，凡十七年，为山东培育人才立下汗马功劳。

　　匡源身为帝师，学识渊博，工诗善文，尤以书画见长。惜乎存世寥寥。

　　尚志堂原为词人居

　　今尚志书院在金线泉西一狭小院落之中，系2011年重建。其实，书院原址大部恰在金线泉东，即今之李清照纪念堂与李清照故居所在处。

今李清照纪念堂及故居，为晚清之尚志书院。

　　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三·学校》“尚志书院”引宣统《山东通志》称：“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副宪九畴。故有‘投辖井’，井南有泉名‘漱玉’，为宋名媛李清照故居，年久废圮。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址建为书院。”

　　由此可知，尚志书院之址，正昔日之李清照故居所在处;由此亦可断言，今之李清照故居及纪念堂所在处，正当年之尚志书院即金泉精舍也。

　　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奇妙循环，即当年人们在已经废圮的李清照故居，建筑了尚志书院。若干年后，今人又将尚志书院(稍加改建修饰)称为李清照故居与纪念堂。

　　当年尚志书院的位置及内部结构等，有一位最为权威的见证者，即书院建成的第二年来书院任事的潍县学者、诗人张昭潜(《潍县志》称其主讲尚志书院，但其时乃是泺源书院主讲匡源兼任尚志主讲的，张昭潜主讲尚志也应该在此很多年后，此时当是“校书”，可参见下文)，他写下的《金泉精舍记》，堪称当年书院的一幅立体图画，也是今李清照故居即为书院的铁证。

　　张昭潜(1829—1907)，字次陶，斋名无为，又名致和堂，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廪贡生。幼丧父，从叔父学，继从本邑学者于祉研读经史、理学、诸子百家之书，旁涉水利、农田、天文、兵法。曾先后主讲尚志书院、潍阳书院。所著甚多，有《无为斋文集》《无为斋诗集》《无为斋词钞》《无为斋续集》。另撰有《北海耆旧传》《山东地理沿革表》《山东郡县沿革表》《通鉴纲目地理续考》《潍志纠谬》等。

　　这篇写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十四日的《金泉精舍记》，在写到书院结构时，首先是从书院内部写起的：“重门内有井，护以方栏，北壁有垩碣曰：投辖井。井东有泉，石甃方池，深黑色，东壁有垩碣曰：漱玉泉。宋名媛李清照《漱玉集》以此名。”

　　这就告诉我们，当年的书院比今之词人居还要大些，不仅有投辖井，连漱玉泉也是院中之物。

　　接下来，作者写道：漱玉泉南面，依然是书院的建筑(由此可知，今漱玉泉南的大池原先是没有的，乃后来所凿)，泉的正南为“官厅”(疑为山东书局或其派出机构，详情见以下)，官厅的东边为朱熹祠，祠的北面为号舍，张昭潜与田珍所居处。官厅的西边为讲堂，丁宝桢手书“尚志堂”三字正是其堂额，讲堂的北边是另一处大的厅堂监院厅，监院厅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之南又是号舍，文登学者于泽春等居住之。

　　而讲堂之南，正对讲堂的，是观星台，这是今人丝毫不知的。观星台的西边，是金元时代的灵泉庵，明为谷继宗别墅。如今在此旧基之上，又建了一个亭子(亦成为书院中物也)。而此亭的西北隅，就是金线泉了。这就是“金泉精舍”名字的来源。(“台西有园，金元时为灵泉庵，……先为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宪副九畴，二人尝结文社于此园中。构草亭，仍进士旧基为之，亭四面槐柳花竹，亏蔽阴森，迫迮梱緻。亭西北隅有泉，名金线泉……金泉精舍所由名也。”)

　　由此文，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尚志书院东起马跑泉西、漱玉泉东，西到金线泉，南至漱玉泉南还有很大一块面积(容纳着诸如“朱子祠”“讲堂”“官厅”等)。

　　第二：由此可知，尚志书院之面积版图，比现今之李清照故居、纪念堂还要大许多。

　　第三：漱玉泉为院中物，明矣，观星台与金线泉，意后者亦为院中物，待考。

　　山东书局与书院的关系

　　尚志书院即金泉精舍有不少难解之谜，甚至可以说疑云重重。

　　其一：书院的主讲到底有多少?在书院30多年的岁月里，单是匡源主讲泺源和尚志书院便有17年之久，而孙葆田先后两次主讲尚志，第一次自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一年，第二次在光绪二十七年。除此之外，还有几年时光?而山东不少县志则称本县有饱学之士曾经来省城主讲尚志。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其二：山东书局与书院到底是什么关系?何以山东书局的刻书，如《十三经读本》等，其牌记题“尚志堂藏版”。有学者指出：尚志堂实际上是山东书局的编辑部，山东书局的书大多是由尚志书院的师生校勘整理的。(参见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下)》)

　　这一切，由柯劭忞的一首诗便揭开了奥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书院生徒、现著名翰林学者柯劭忞来书院时，正巧遇到好友高鸿裁。

　　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清末收藏家。潍县在有清一代，不少学者闻人从事古文物搜求、珍藏、研究，其中最著名者当推陈介祺和高鸿裁。高氏所藏秦砖、汉瓦、六朝墓志尤多。他与当时学者王懿荣、缪荃孙、罗振玉、孙葆田、徐坊、柯劭忞等为文字交，书函往来，互相切磋研讨。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对高鸿裁评价极高：“中国古代的金石家，最初不甚注意砖瓦。要讲物品真确，文字精雅，花样美富，恐怕任何哪一家，都比不了高翰生。”

　　柯劭忞此诗为《高翰生〈金泉校书图〉》。本诗开端，诗人回忆了尚志书院多年以来培育学子的辉煌成绩：“吹竽纵说齐客滥，甄拔终能十得五。三十年来日凌替，场屋诗文矜紃组。”作为尚志书院曾经的生徒，柯劭忞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

　　然而，书院不只是有着乡试中举的惊人比例(“甄拔终能十得五”)，它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使命，诗人接下来吟道：朝廷救弊议更张，记诵陈言弃如土。扫除黉舍为书局，学津揭厉非无补。

　　原来同治年间，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重振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同治三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各省纷纷效法。同治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山东书局于济南。“黉舍”，书院也，特指尚志，从“扫除黉舍为书局”来看，书院简直就是书局，或曰书局的一个部分。

　　那么，作为书局的书院，究竟承担什么呢?柯劭忞说：丹铅雠订要得人，戋戋束帛盛筐筥。

　　“丹铅雠订”，正是那些学识优长的人士承担的书籍的编辑、校雠与考订工作。而诗人认为，高翰生正是这样的人才：先生博综艺文略，文章仿佛晁公武。拥书万卷尽名城，金石旁搜椎搨古。区区撰集何足论，史谬经譌辨鱼鲁。淹中耆旧旋凋丧，海上鼋鼍正蟠互。

　　却原来，山东如此多的饱学之士来到尚志，他们大多是来“校书”的呀!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高翰生这幅《金泉校书图》所表现的，正是当年金泉精舍的师徒们校订古籍的场面与情景。

　　书院与山东书局的成立几乎同时，应该是丁宝桢在建立书院时便有此考虑规划，即以书院承担书局编辑之任。这些学术性、专业性极强的书籍，是非得专家来做不可的，书院之师生，大量招收了深通经史乃至天文、地理、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上文与书院在一起的所谓“官厅”者，疑即山东书局之(派出)机构所驻也。

　　在光绪九年(1893)潍县张昭潜尚志堂刻本《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中，便有“校刊姓氏”，其中便有“潍县高鸿裁翰生”。由此可知高翰生与金泉渊源之深。其余姓氏，亦全为书院中人，知名人士如：荣成孙葆田佩南、诸城尹彭寿竹年、曹县徐继孺又稺、文登于霖逢泽春、历城弭道彰星房等多人。

　　只是，上述人士(孙葆田除外)在书院身份是“师”还是“徒”，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比如，张昭潜入书院时已是42岁。《潍县志稿》称其为贡生，并有“同治庚午，东抚丁文诚公开尚志堂，延揽经明行修之士讲学其中，昭潜与焉。”(《潍县志稿》卷三十人物 文学)，如此高龄与成就，且县志振振有词，由此似可知，他是以教职身份来的;然而不然，有光绪十一年丁宝桢《资治通鉴纲目四面合刻序》中称：“会尚志堂肄业诸生张昭潜等精舆地学，乃作《地理续考》以附原注……”(转引自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下)第四章》)，又据张昭潜《金泉精舍记》中称自己与文登名士于霖逢住“号舍”等情节，亦为生徒不为师尊之待遇也。

　　由此可知，鉴于尚志书院所负“校书”之职责，有诸多年龄偏大、学养深邃的学者名流，开始反而是以生徒的身份进入书院肄业的。

　　书院的大师级主讲

　　尚志书院主讲有几位大师级人物。

　　前有匡源。他主持泺源、尚志17年，从学弟子三千人，其门生成名者多至百人。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少有的。

　　后有孙葆田。孙葆田(1840—1911)，字佩南。荣成人。勤奋好学，精研古诗文辞。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光绪元年授刑部主事。初为安徽宿松知县，调合肥知县。执法不挠，有“强项”之誉。得罪李鸿章，自免归。

　　孙葆田的“强项”当时在国内是十分轰动的事件，因为他面对的是位高权重的李合肥李鸿章。才望倾朝的学者李慈铭(字式侯，号莼客)在其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同年孙葆田，山东人，由户部主事改官知县，为合肥令。去年李合肥从子杀人，力持之。而庐州守黄云本无赖小人，必欲消弭其事，以为挟命讹诈。皖抚陈六舟亦游移，臬使张君岳年不肯同，故谳久不决。孙君素有学守，既持此狱，合肥人以包孝肃目之。而李合肥与陈六舟书，谓其专务搏击强家，比之《汉书》酷吏矣。”(见金梁《近世人物志》)

　　世称孙葆田读书穷理，为守兼优，居官勤政爱民，不畏强御，风操挺然!

　　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张曜任山东巡抚。十五年，张曜慕孙葆田之名，邀他任书院主讲。孙葆田以“敦本务实”为教育宗旨，传道授业，孜孜不倦。光绪十七年乡试，尚志书院多人考中举人。世人咸以为“教泽所至也”。

　　孙葆田由此名震齐鲁。

　　光绪十六年(1890)，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请孙葆田为总纂。十七年，张曜卒，遂告中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孙葆田主讲于开封大梁书院。二十七年，主南阳宛南书院，其间，纂《南阳县志》。后返故里，复主尚志，学者奉为大师。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任山东巡抚，重开通志局，复以孙葆田、法伟堂、宋书升为总纂，未几，杨士骧调任直隶总督，法伟堂病逝。孙葆田、毛承霖等历尽艰辛，终将一部200卷的宣统《山东通志》完美呈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施行新政，废除科举，尚志书院遂改为校士馆;三十年，又改为师范传习所;三十三年改为存古学堂。

　　民国元年(1912)5月，经临时省议会议决，济南第一中学校(原名山左公学，刘冠三创立)迁入存古学堂。校长于明信。

　　民国十五年(1926)，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于6月30日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于是，山东省教育厅将山东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清末状元王寿彭任校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即在原尚志书院。

　　1956年，济南辟建趵突泉公园，纳尚志书院于其中，后改建为李清照纪念堂。

今之漱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