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破案”
灵岩寺内有一块唐代石碑,上刻李邕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碑颂并序》,我们在这里也把它叫作“李邕碑”,在破解铁袈裟“悬案”中,这块石碑发挥了重要作用。
“悬案”发生在距今大约1500年前的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话说某日灵岩寺法定禅师正在主持修建寺庙,忽然,令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地底下涌出铁来,此铁“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
但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时间依然是距今大约1500年前,故事的主人公却成了达摩。达摩者谁?南天竺人也。其在中国始传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代代弘传,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一脉——禅宗,后人便尊称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在这个故事里,灵岩寺的铁袈裟,乃是达摩遗留下来的“天赐衲衣”,“达摩自西域来,面壁九年,道成而去,弃袈裟于此”。
两个神秘的故事,都被记录在清人马大相《灵岩志》一书中,马大相不仅写下了这两个传说,还在书中画了铁袈裟的插图。铁袈裟遂成千古谜案,千百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吟咏。其中对此最感兴趣的,可能要算最爱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了。乾隆皇帝出了名地喜欢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他曾多次驻跸灵岩,留下了120多首诗词,其中咏铁袈裟的就有好几首。2007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灵岩寺五花阁东侧发掘两个古代院落遗址时,我曾去现场采访,考古人员带着我看了发掘出土的唐代石浮雕、宋代石柱等文物,还有一块乾隆御诗碑,碑上所刻行书洒脱有力、镌工优良。可惜由于碑刻残缺,只能读出“铁铸袈”“能披得”“平石擎”“疏不用”等几个字。据此判断,此诗应该是乾隆题灵岩八景之《铁袈裟》,全诗应该是:“铁铸袈裟数百斤,谁能披得七条纹。可看平石擎崖路,不识分疏不用勤。”
皇帝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乾隆皇帝也一定会对铁袈裟的传说感到好奇,皇帝一来,寺庙里有文化的僧人想必定会陪同“导游”,在最后一次到灵岩,再题铁袈裟的一首诗中,乾隆皇帝写的是“一领净衣那论斤,法身披祗当丝纹。铸钟想以不成废,置此半途徒费勤”。他最终认为,这铁袈裟是因为铸钟不成而留下的一堆废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乾隆皇帝肯定知道,在他抵达灵岩的一千多年前,麟德二年(665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也曾驻跸灵岩,但乾隆皇帝显然并不知道,他破解不了的铁袈裟“悬案”,谜底竟然会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身上。
唐高宗和武则天驻跸灵岩,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们是来封禅泰山的。灵岩寺就在泰山北边,且香火旺盛、名满天下,加上武则天极为信奉佛教,驻跸灵岩自然成了不二选择。唐高宗、武则天此举,在唐代政治史和宗教史上影响极大,这是唐代皇帝第一次封禅泰山,也是继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之后,皇帝对泰山的第四次封禅。
如此风云际会,灵岩寺之风光无限,可想而知。更为关键的是,唐高宗巡视灵岩寺后,“以帝王之力”,“舍以国财”,修阁造像,扩建寺庙,搞了一系列的工程,如此一来,灵岩寺的香火也就更为旺盛了。
有关唐高宗和武则天封禅泰山、驻跸灵岩一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此外,现砌于灵岩寺鲁班洞南部西墙内石碑所刻《灵岩寺碑颂并序》对此更是有着明确、详细的记录,该石碑是唐天宝元年(742年)由李邕撰文并书写,虽已断为两截并且缺了一块,但碑文明确显示了“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六悲之修”“报身之造”“六身铁像”等等扩建寺庙、修佛造像的情况,碑文说到当时景象之蔚为壮观,“远而望之,云霞炳焕于丹萧”。
根据碑文,在当时完成的建筑永光堂内,以报身卢舍那佛为中心的一组造像中有“六身铁像”,而且十分高大。正是从这篇碑文中获得重要线索,中央美院教授郑岩先生在对唐代众多的佛教造像进行图像学比对之后认定,铁袈裟实际上是一尊形体巨大的力士造像的下半身,“其左腿直立,右腿侧伸,腰束带,下着战裙”。碑文中所载的这组灵岩寺的铁像很可能毁于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运动,铁袈裟是灭佛运动后的残留。千古“悬案”终于告破。

保护修复后的灵岩寺李邕碑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供图

鲁班洞内景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钱欢青摄
2.命运
在破解铁袈裟“悬案”中扮演了关键线索的《灵岩寺碑颂并序》,其撰文和书写者李邕,就是那位著名的“李北海”,写完这块碑的第四年,也就是天宝四年(745年),这位北海太守在济南与杜甫相会历下亭,就在这次聚会中,杜甫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李邕是盛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初为谏官,历任郡守。天宝初年出任北海郡(今青州)太守,人称李北海。李邕精于翰墨,开创以行楷书碑的雄浑豪放书风,同时他学问渊博,善属文,少年时就增补其父李善之《文选注》,两书并行。《新唐书》称:“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邕虽诎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史载,李邕在左拾遗任上时,仗义直行、克奉职守,充分展示了他锋芒毕露、棱角峥嵘的个性特征:“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阶下进曰: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请。既出,或谓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以造次若是?邕曰:不愿不枉,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李邕这种不顾自己位卑言微,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气义凛然、追求留名青史的胆略与气魄,令人景仰。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仗义执言的名士,最后竟被莫名其妙杖杀于北海太守任上。李邕之死,史料记载得十分详细:“天宝中,左骁卫兵曹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祈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就郡杖杀之。”有关这段历史,吴有祥先生《李邕之死与玄宗朝的立嫡之争》一文多有详述,该文认为“李邕只是充当了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李邕之死纯属一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冤案。直到代宗时,李邕才被平反。掌权者可以用凭空的罪名排斥甚至灭杀自己忌恨的人物,而不管他如何的忠诚与贤明,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所谓”开元盛世“的黑暗一面。
李邕被“杖杀”是在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正月,时在其与杜甫等人欢聚历下亭后第三年,在其写完《灵岩寺碑颂并序》后第六年。
至于乾隆皇帝,他或许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块碑。此碑最早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卷七,其中记载,“唐灵岩寺颂,李邕撰并行书,天宝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到宋代赵明诚访得该碑,其间三百多年,李邕碑一直完好保存于灵岩寺内。然而宋代以后,此碑神秘失踪,不知去向。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马大相编纂《灵岩志》时,该碑已弃于“神宝废寺右侧荆棘中”。又过了近百年,清代金石学大家阮元在遍访山东金石碑刻时,再次找到此碑,却发现碑已嵌入鲁班洞洞壁上。此时,碑已拦腰断为两截,且右下角有残缺。到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又访得此碑,并作《访得李北海书灵岩寺碑残石》一诗,记录了访碑过程和对此碑的评价,其中有句:“光出千载前,寒销万丈冰。拓出宛新硎,字字堪洛颂。”
上世纪70年代末,济南市考古工作者在灵岩寺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鲁班洞中又一次见到已断为两截的李邕碑。1995年,文物部门对鲁班洞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参与考古发掘的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宾先生,曾向我详细介绍过此次考古发掘的过程和成果,他说到了发现这块碑时的惊喜,还说到鲁班洞的拱形门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用型券顶门楼建筑。2012年夏天,我因采访有幸进到鲁班洞内,仔细观赏了这块砌于墙中的珍贵石碑。
3.修复
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兴于北魏,盛于唐宋,自唐代起就与浙江天台国清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海内四大名刹”,并名列其首。千百年风云变幻,灵岩寺的建筑、碑刻和遗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历史标本。从如今灵岩寺的入口,也就是金刚殿进入灵岩寺院落,一般人都会沿着寺庙的中轴线直奔千佛殿,因此很容易忽略就在入口西北侧不远的鲁班洞。鲁班洞之所以会被很多游客忽略,一是因为地面上的建筑遗址只剩下几个柱础,如果不仔细看,人们很难发现遗址北侧还有一座莲花拱桥;二是因为鲁班洞正好隐藏在地上建筑遗址的下面,不容易被发现。而藏身于鲁班洞洞壁之上的《灵岩寺碑颂并序》,则更容易被忽略。
但其实,这块李邕碑背后的故事,确实堪称传奇。2021年5月7日,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在济南市长清区灵岩寺召开《山东长清灵岩寺千佛殿部分罗汉像保护修复项目(一期)》与《山东长清灵岩寺石刻保护修复项目(一期)》结项验收会议,专家组一致通过结项验收。5月10日下午,我去采访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无机质文物保护部副主任蔡友振副研究员,请他详细解读了灵岩寺罗汉像的修复过程。在听完罗汉像修复之后,又顺便问到了罗汉像之外,此次修复涉及的465件石刻文物。其中果然就有这块著名的李邕碑。
据王传昌、蔡友振等《山东长清灵岩寺石灰岩质文物保存现状与风化机理研究》一文所述,灵岩寺曾以碑碣众多而著名,但因为历史原因,很多都已经损毁,“这些石碑石刻在各种自然应力的长期作用下,特别是近年来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的风化病害”。此次灵岩寺石刻保护修复,就是为了延长它们的寿命,使石碑所承载之历史信息,能传之久远。据蔡友振所述,原本李邕碑的保护修复方案,是将其从洞壁中挪出,置于别处保存,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此举存在极大难度:因鲁班洞为券顶结构,若要移出石碑则势必对券顶造成破坏。经过综合考量,最终决定就地保护。文保人员将石碑断裂处及石碑与洞壁相接处作了填补、加固,同时清除了石碑的病害,增强了它的稳定性。在清理完附着在石碑上的钙化物等之后,碑上所刻文字也更加清晰。与此同时,文保人员还在石碑外安装了防护网,以更好地保护石碑安全。在对石碑进行保护修复时,为了全面了解其信息,文保人员清理了石碑侧面的部分洞壁,想看看隐于壁中的石碑侧面和背面是否还有什么文字信息,最终的结果是,背面并无文字,我们如今所见的石碑正面,已是该碑所能看到的全部文字信息。

灵岩寺李邕碑局部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钱欢青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