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人不要忘了周永年——纪念“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逝世230周年

　　●周永年倡行《儒藏说》，是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也是今天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工程的早期创议人

　　济南“城之南三十里为白云山，山半为般若寺，寺后为林汲泉”，周永年“尝读书寺中，为屋数椽，名之曰林汲山房。”大约这一时期，周永年读了大量佛经，“至于释氏之学，虽得道高僧，未肯让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周永年考中进士，在铨部候缺，不久回到济南。他在济南、北京等地呼吁，要像佛家建佛藏、道家建道藏一样，儒家也要建儒藏。北京士林圈子很快就有人响应，包括好友刘音、时任吏部主事的王昶、周永年的同年进士鲁九皋等。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当时正在北京，“闻书昌名”，前去拜访，却没有见到周永年。章学诚随后离京，做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在章学诚建议下，朱筠奏请辑佚《永乐大典》，直接推动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

　　是年二月初六，四库全书馆开馆。闰三月十一日，纪晓岚奏请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等进京办理《四库全书》。

　　2002年，当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再提盛世修《儒藏》，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等学界耆老的支持。2003年，《儒藏》工程被列入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北京大学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聘请季羡林为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为总编纂，饶宗颐、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等13位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为《儒藏》精华编顾问。至今已历时19年，不少硕彦鸿儒溘然辞世，《儒藏》仍在继续编纂中。

　　●周永年为编修《四库全书》作出巨大贡献，和纪晓岚、戴震等一起把乾嘉汉学推向历史高峰，又推重古文派，让“桐城派”名扬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周永年晋京办书，先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分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编纂，后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继而升任翰林院检讨。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二十八日，特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馆纂修兼分校官。

　　短短两年，周永年被“火线提拔”，缘于他在辑佚《永乐大典》、编修《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现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当时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亲在馆中，茧丝牛毛，独为其难。”

　　周永年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和同事们“固执以争”，很多同事干脆把分内的活也委托给他，以至于周永年揽下的工作越来越多，四库中连与佛教相关的古籍也多由他校过。

　　周永年最后“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此外，“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

　　周永年在四库馆期间，还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珍贵书籍。“其家藏书最多……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

　　周永年与同馆的纪晓岚、戴震、邵晋涵等，都是以标榜汉学为主的考据学派大师，他们共同把乾嘉学术推向了历史高峰。

　　当时，馆中出现了汉宋学术之争。汉学家们批判姚鼐等所持程朱理学并非儒家正传，而是受了释、道污染，姚鼐最终被逼出走。周永年、程晋芳对姚鼐最为包容，还十分推重他的古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下了周永年借“鬼话”力挺古文派的掌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五日，周永年携手程晋芳，在姚鼐恩师刘大櫆八十岁寿辰上，直接褒奖其文：“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从此开宗立派，威名远播。

　　●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从小就喜欢买书，其父周堂经商，经济宽裕，为他购买图书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丰富的藏书成为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终于积书十万卷，并编写了《藉书目录》，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乾隆三十四年前后，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泰山、莱芜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

　　《清史稿·周永年列传》和《济南府志·桂馥》，都明确记载周永年成功创办了藉书园。但后世仍有学者质疑，周永年的藉书园没有实际落成，多因桂馥《周先生传》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一语。其实，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至少是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藏书楼、书肆、刻书铺的功能在当时并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或以交换图书目录“互换所无”而实现的会员制公共图书馆功能，却是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等江南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周永年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藉书园”，章学诚和他相识即在周永年的“籍书”之园，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他在北京期间，甚至一度以“贷园”为号，“贷”也是借的意思。当时从藉书园借到书的学者很多，有案可查的名人就有孔继涵、李文藻及万斯同的后人等。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想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等等。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88年。当然，从目前可查的历史资料来看，朗园随着周家后人外任做官、告老还乡而时兴、时废。而且，藉书园在开办期间，是否向公众开放或以“交换图书目录”的形式在朋友圈开放，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论证。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周永年逝于济南城西东流水朗园(今五龙潭公园李家池子附近)。今年是周永年逝世230周年，谨以此文，提醒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不要忘记200多年前，这座城市曾养育了一代旷世大儒——周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