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一名德国记者来到中国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徐敏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保罗·戈德曼来到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辗转广州、上海、武昌、北京等城市，采访了李鸿章、荣禄等晚清名流。

　　百余年后，保罗·戈德曼笔记的中译本《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首次出版。这本书从他者视角，记录了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展示了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德国记者眼中的晚清

　　1898年的中国，风雨如晦。这一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订，英国强行租借香港;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仅持续百日之后便以失败告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那亚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随后，戈德曼北上来到天津后抵达北京，深入中国的民间以及庙堂。

　　作为一名记者，戈德曼无疑具有超强的观察能力，观察细微，文笔优美，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也很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广州时，戈德曼记录到，他走进任何一家商店人们都对他笑，并且对他致意。“大家很喜欢我，因为我有一个圆滚滚的身材，根据中国人的想法，胖子一定是个有钱人。”戈德曼回忆，店员们会毫不疲惫地向他展示他可能喜欢的东西，而不管他满载而归还是什么也不买，人们也不会有一丝的面露不悦。告别也跟问候一样友善，戴着小圆帽的商店老板和蔼地伸出手微笑着，所有伙计也都笑着。

　　100多年前，戈德曼就异常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并且预言了多年后上海会成为如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今日的上海已经是东方一个巨大的城市了，但还只是开始，中国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中。……现在到处都在建设的铁路能否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许多迹象显示，最后的胜利都会属于新势力的一方。”

　　戈德曼对中国女性的印象也不错。他注意观察女性的发型：“在乌木般的黑发上抹上发蜡，平整地梳齐，然后在最后头再打一个结。中国女人的头发看起来十分厚重饱满，无论是把头发松下来还是扎成辫子，都很美。”不过，戈德曼认为中国女性的审美比较单一，“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同样的妆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海斌认为，这本书为了解近代中国打开了一双“异域之眼”。活色生香天津城

　　1898年9月中上旬，戈德曼原计划取道天津北上北京。不过，此时的北京戊戌变法还在进行中，戈德曼被困天津多日，也因此有机会“沉浸式”体验了这座晚清重要城市。

　　“商店鳞次栉比，中国城区内人人都是商贩，谁会真的不做生意呢?”在他走过的城市中，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在天津，他看到了蓬勃发展的毛毯产业，由骆驼毛制成的毛毯销往全中国，各种尺寸，从床单大小到大型室内地毯。“织品多半被染成蓝色与白色，样式大多是具有艺术风格的直线装饰图案。人们开心地将目光停留在令人感到温暖的地毯上，感到简单清晰的线条的美感。”戈德曼这样记录。

　　戈德曼对天津泥偶也充满兴趣。泥偶是孩子们的玩具，各种造型普通并不优美的泥偶陈列在街头商贩的篮子里，而要找到质地较好的就只能去店家的商铺里。戈德曼大概去寻觅了这种精美的物件，他写道，穿过店铺的柜台，会经过一些用来装烧酒的陶罐，之后会进入到里头的一个房间。这里有些架子被放在墙边，并用纸板包裹着，就像是放文件的纸箱一般，上头的盖子全部都被稍稍打开了，“里头可是有着迷你的缤纷世界。”戈德曼的文笔缓和优美，也充满了迷人而有趣的气息，他用不疾不徐的笔调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天津城市面貌。

　　大概是在天津停留的时间比较久，戈德曼走遍了城市的很多角落，看戏是最热闹的事情之一。这期间，恰逢德国租界有间剧院开张，这在天津可是个大事件，因为第一次在天津的戏院里可以看到女性的角色不是由男性而是由女性扮演。天津的演员是最优秀的，人们看戏的热情十分高涨，甚至每晚在售票处都有观众大打出手。普通百姓挤在大堂里看戏，包厢内侧则坐着身穿昂贵服饰、黑发上戴着珍珠链子的女士。表演最后的大型合舞由剧团所有演员参与，“这场舞真是美丽又火热，连欧洲人也融入了‘好’‘好’的气氛中。”通过戈德曼的描述，这喧哗热烈的气氛如在目前。

　　在天津的古玩街上，戈德曼认为，“中国人民波涛汹涌的生活痕迹，年复一年地被打到岸上，然后保存在遍布一整条街的古玩店里。”对天津这座原本充满市井气息的城市，戈德曼的描述可谓事无巨细、细致至极。不只是天津，从书中戈德曼对中国其他城市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民间和老百姓的记录客观又不乏温情，怀揣着令人尊敬的人文情怀。

　　拜访李鸿章

　　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戈德曼关于李鸿章的这段采访记录，无疑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经过两次预约之后，戈德曼在李鸿章儿子的住处见到了他。戈德曼对这次与晚清重臣的会面机会也十分珍视，他用详细到近乎琐碎的文笔记录了初见李鸿章的样子：

　　“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

　　“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从戈德曼的采访记录来看，戈德曼和李鸿章的这次会面时间不太短，他们讨论了戊戌变法、太后和皇帝的关系、科举考试、中俄关系等话题。谈到戊戌变法时，戈德曼问李鸿章“到底发生了什么”，李鸿章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错在年轻官员。”戈德曼继续追问这是为何，“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李鸿章回答。

　　谈到为何李鸿章失去皇帝的信任时，李鸿章开诚布公地回答：“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戈德曼注意到，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3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至于戊戌变法之后为何太后重新掌握政府，李鸿章对这名欧洲记者的答复是：“皇帝病得很重，但还是与太后一同治理国家。在宫廷上，两个人并肩坐着。民众欢迎太后，而外国人只欢迎皇帝。”

　　戈德曼离开时，看到李鸿章扶着两名仆人的肩膀开始在园子里闲逛。这让他想到了古希腊悲剧作品《安提哥涅》中的盲先知，他苍白的手臂绕着两名奴隶的肩膀，在他们的陪伴下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