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专注身后价值 一人追求现世荣耀 徐志频解读左宗棠与李鸿章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来国运最为翻覆跌宕、社会最为摇摆不定的大变局时代。置身国家愿景、社会蓝图同时不确定的时局，左宗棠、李鸿章位极人臣，彼此观念对立、行为对撞，为推动农耕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变，演绎出纵横交错的双面人生。作家徐志频的《左宗棠与李鸿章》一书书写了两人的争斗，从中可以读尽晚清50年。

　　1852—1901年，世界纷乱，人心迷茫。东阁大学士左宗棠、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一人自草根民间起步，一人自京华持剑入乡。两人硬气与柔气对冲、实干与权谋对撞、自强与苟安对立、道德与智术对面。在帝国夕阳残照中，左宗棠凭借学识与血性，给昏暗的国家带来自豪与勇气、光荣与梦想;李鸿章以其阅历与担当，仗秋风宝剑，举落日旌旗，成为大清最后一根“拐杖”。

　　曾国藩曾赞扬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伊藤博文也曾评价李鸿章：“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在晚清矛盾交织的大时代里，左宗棠、李鸿章的个人抉择左右着大变局的国家命运。

　　徐志频是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这本书以左宗棠、李鸿章一生交集的故事为主线，以曾国藩、慈禧太后为参照，立足正史，还原纷纭时局里的斑驳现场，穿插轶史，丰富真实的隐秘细节。这本书以国内大事、国际大事、左宗棠生平、李鸿章生平作为4条时间轴，清晰呈现两人一生与剧变年代的互动，点滴还原其中的合作与争斗、谋略与计算、复杂与诡异、无奈与挣扎，以期给当代读者以历史的借鉴和现代的启迪。

　　比较中的鉴别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十几年来一直在研究左宗棠，写过左宗棠的传记、家书、评述，为什么现在会延伸到写《左宗棠与李鸿章》这本书?

　　徐志频：我从2007年开始研究左宗棠，2013年出版“左宗棠系列”首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2016年出版了《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2018年出版了《左宗棠：家书抵万金》，这3部作品将左宗棠本人基本写清楚了。但左宗棠在同时代的历史作用跟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比较写作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之下一切都一目了然。

　　晚清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败，“同光中兴”成效究竟如何，首先取决于左李两人的观念与做法。而左宗棠跟李鸿章从观念到做法，几乎都是反着来的。自周秦汉唐以来，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最惊险曲折的一段，恰恰就发生在由慈禧太后掌舵，由左宗棠、李鸿章充当左膀右臂的几十年里。今天比较去看左、李，不但可以清晰看出两人作为个体在大裂变时代里的价值成败，而且还能够让我们重新潜回三千年未有的时代中流的旋涡中心，从一个最佳视角里洞见农耕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过渡的曲折艰难，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记者：把同时代的李鸿章与左宗棠放在同一坐标轴中，我们又能看到李鸿章与左宗棠身上哪些人们之前很少去思考的方面?

　　徐志频：左宗棠与李鸿章都不是出身于天潢贵胄之家，两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时代的机遇，以及敢于承担超重的时代负担，才在满洲贵族跟官宦子弟成片的等级森然的环境里脱颖而出。

　　左宗棠跟李鸿章的区别在于，他相信先秦儒家经典，虽有一流的计算能力，但仍执着于以霸蛮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李鸿章相信现实跟经验，他凭借高妙的情商跟智商，灵活机动地提前规避了前进路上一切可以躲开的陷阱，40岁做巡抚，51岁拜相，升迁可谓神速。

　　左宗棠跟李鸿章的成长轨迹一体双面：左宗棠具备超越人性本能弱点的一面;李鸿章则利用人性本能弱点的一面，将它挖掘到了极致程度。从人性本能的层面，作为乡下读书人发奋入仕为国家效力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生命体在漫长一生中呈现出来的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这是被人们长期以来所忽视的：左宗棠并不仅仅是一个能干的“战神”，他背面有着浓厚的儒家读书人良善的本色;他人性中的弱点、观念中的杂乱，事实上跟绝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两位重臣的对视

　　记者：李鸿章给左宗棠的挽联评价两人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矜而不伐”。在实际交往中，左宗棠如何看待李鸿章，李鸿章又如何评价左宗棠?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究竟如何?

　　徐志频：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属于聪明人，说两人同样“精明”，可谓恰如其分。区别是，左宗棠将“精明”用于谋事，李鸿章将“精明”用于谋人。内行看门道，同行是冤家，左宗棠无法容忍李鸿章“精明”地谋算自己，所以他批评李鸿章用“诈力”，善“牢笼”，“诈力”就是欺骗手段，“牢笼”就是用圈套，设局忽悠。左宗棠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李鸿章的“痞子法”。两人一生分分合合、斗智斗勇，关系斑驳异彩，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这些都原原本本写到了书里，故事原文比理论总结要血肉丰满得多。

　　记者：左宗棠与李鸿章最大的分歧和争端是什么?造成这种争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志频：左李最大的分歧是，置身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主导一个千疮百孔的朝代，到底是靠自主、自强求存，还是靠柔远、纵横术求存?左李最大争端，发生在新疆国土主权遭遇危机时。到底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超常规手段收回，还是立足国情，基于现实，考虑困难，放弃新疆以求得内陆安稳?

　　原因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就家庭环境跟成长道路来说，左宗棠早年历经艰难，从来不惧怕前路上的任何困难。李鸿章早年相对优裕，在选择直面困难还是放弃困难时，他习惯选择放弃。

　　第二，就成长期的社会地位跟官场处境来说，左宗棠是举人出身，他必须不断建功立业才能稳固现有的地位;李鸿章在年轻进士，官场新秀，长于周旋人事，攻坚克难的进取心远不如左宗棠强烈。

　　第三，跟立志时期的信念跟人生理想也有关系。左宗棠在20来岁时便立志筹边，他有一种使命感，一生只为一件大事而来。李鸿章的信念一开始就在出人头地，他的人生理想是现世风光，光宗耀祖。说得更直白些，左宗棠追求死后受人敬仰跟祭祀，李鸿章追求活着受人羡慕跟膜拜。

　　以曾国藩、慈禧太后为参照

　　记者：在晚清外重内轻的督抚格局下，左宗棠与李鸿章同为新崛起的地方督抚势力，有兵有财，欲强行集权的慈禧是如何管理两人关系的?

　　徐志频：慈禧以擅长驾驭人的天赋，加上女性过人的直觉能力，玩弄“二柄”(即刑德)无师自通，迅速驾轻就熟。比如，1862年，意识到大清外重内轻，为制衡曾国藩，慈禧几乎同时提拔了左宗棠做浙江巡抚，李鸿章做江苏巡抚。慈禧的赏，要赏得大臣感恩戴德、没齿不忘;慈禧的罚，要罚得大臣午夜惊魂、步步惊心，也就是要么重赏，要么重罚。

　　1863年5月，左宗棠根本没有过人的功劳，慈禧破格提拔他做闽浙总督，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并列，目的是制衡曾国藩。又比如，1868年左李合作剿捻，捻军骤入北京城，慈禧不由分说将左宗棠、李鸿章同时给予极端严厉的处罚，历次封赏与官职被全部撤除，仅保留戴罪立功的兵权。

　　凌厉强悍的慈禧，对大臣要么雷霆、要么雨露，正是这冰火两极的天威，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带兵见惯生死的重臣时感惊悚，太后由此成功实现了掌控，举国权力集中于慈禧一人。

　　记者: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做过曾国藩的副手、助手，受到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清高直率，李鸿章圆滑世故，两人各主一方后，与曾国藩的实际关系如何?

　　徐志频：说并列为封疆大吏时期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在公事面前清高直率，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左宗棠并不以曾国藩的举荐之恩而在公事面前让步，曾国藩为官的不足之处，他每次去信都不遮掩地指出来。所以，“曾左”的交谊，属于“诤友”。左宗棠说“曾左”之交，居心直，用情厚，也就是公事面前实事求是，正直对待，私下感情深厚。左宗棠待曾国藩后人，充分印证了这点。

　　李鸿章则相反，在老师曾国藩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礼敬有加。李鸿章因为一心拼命做官，后来干脆将曾国藩当作自己晋升的阶梯。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第一时间送去挽联，以曾氏第一门生自称，不排除他有借曾国藩学术声名为自己在官场增色添彩的心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接近梁启超后来描述的“不学无术”。学问高低是清朝官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李鸿章在曾老师身后的树荫下继续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