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我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

　农村农民的生活，值得被记录下来。魏思孝摄

　　今天的很多文学、影视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乏“脸谱化”的刻板印象，但在魏思孝的小说《王能好》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在宏大时代中的复杂性。但凡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对《王能好》中那些农民形象都是熟悉的，对他们今天介于农田与工厂、村里与城里、家乡与他乡的生活是熟悉的，对他们的语言表达和行为模式也是熟悉的。《王能好》与《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组成了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但这并不是他对乡村题材写作的终结。魏思孝说，他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他所写的是他熟悉和正在经历的生活，而乡村题材会是他一生的写作题材，那些人物的原型还活着，还在生活，“可能再过十多年，他们又经历了十多年的生活，又能写写他们十多年的生活了”。

　　他们也在努力生活

　　他和村里名叫小梁子的侏儒成了玩伴，在胡同口打牌，也喝酒。小梁子背着罗锅，不到一米四，是个快六十的孤寡老人。两个人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展望未来的敬老院生活。再过几年，小梁子就能去养老院，管吃管住。王能好还要再熬十几年。小梁子说，你记得找我。几年后，小梁子住进敬老院。有时，王能好经过，站在铁门外看到小梁子正围着花坛散步。王能好把他喊过来，递给他一块热豆腐。后来，小梁子在冬天死于煤气中毒。 ——《王能好》

　　记者：《王能好》里的农民群像，他们的原型来自您身边的生活吗?您如何保持小说的创作与农民的生活如此贴近?

　　魏思孝：在这本书里，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到原型，比如主人公王能好的原型是我的表哥，围绕在他周围的亲友，自然也有据可考。即便是徐达、周光权父子等完全虚构的人物，也来源于我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思考。如果说感觉我和农民的生活贴近，那也因为我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的。我所写的，只是我熟悉和正在经历的生活。

　　记者：您希望读者能从《王能好》中了解到怎样的农民和农村?

　　魏思孝：我的初衷，只是通过自己笔力，向不了解当下乡村和农民的人，尽可能展示一个客观的局面——他们也在努力生活，但碍于客观条件和认知，不免都显得无知和不够体面。这些是忠于我个人所观察的，有别于大家从书本和影像中所了解的，没有美化和滤镜，当然我也没做到入骨的批判和讽刺，以上都不是我所愿。客观、节制，是我的自我要求。若是还有其他的私心，那来自于我对乡村和这些乡民的个人情况的理解，这些没有话语权和关注度的芸芸众生，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不能说要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悲悯，但了解他者的生活，多少持有一种宽容和理解的心态。这份理解，也有助于自己在生活中不至于过于麻木吧。

　　悲剧是生活的主流

　　卫华邦骑着电动车，经过桥下，看到王能好背着帆布包，背佝偻着，往前走。阳光从对面射过来，如一把尺刀，将他切成一个生动的剪影。身体的倦怠，没能掩盖住他躁动且急迫的心，他快速且有力，坚定地走着，像是多年前秋收时，卫华邦初中放学来到地里，表哥背着一麻袋的玉米，走过田埂，对表弟喊，活都干完了，你才回来。——《王能好》

　　记者：大概没有读者不为王能好的命运唏嘘。为什么决定要塑造一个“王能好”这样的形象，借助“王能好”，您想表达什么?

　　魏思孝：写完《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后，我一直想写关于乡镇日常生活的小说，通过一个在劳务市场打零工的男性视角去描绘。但迟迟没动笔，直到2019年7月，我的表哥(王能好的原型)车祸去世。起初，小说人物肯定不是王能好。虽然我一直想围绕表哥去写个作品，但他尚健在，最起码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去观察他的生活。但他就这么突然死了。写作就提前摆上日程，恰好他生前也是在劳务市场当零工。想表达的就是，把自己观察的世界，用我心仪的文学手段去表现出来。至于意义什么的，那都是可以后来去追加赋予的。

　　记者：作为读者，在小说开始会暗暗期盼王能好到最后能好，但是作为作者，您一早便在小说里写明了王能好的结局。为什么不把王能好的结局留在小说的最后?

　　魏思孝：这算是明人不做暗事吧。可以说，不写结局，可以留个悬念。但先说明了他的死亡，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悬念。我真没觉得先写或是后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我在意的是写作的这个过程，如何去写。

　　记者：小说中这些农民的一生，渺小而且潦草。如果说您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一点尊重，您希望能被尊重的是什么?

　　魏思孝：尊重和理解吧。我也不是有意去展现悲剧，或是里面涉及到大量的死亡和病痛，都不得善终的样子。似乎我是在有意去揭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不纯的动机。实际上，悲剧是生活的主流，如同我们都会面临死亡，生活中遗憾的总是更让我们印象深刻，至于病痛和死亡，目之所及，大多都如此，而善终才是少有的。

　　记者：在小说里，吕长义和王能好形成了一组对照，那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吕长义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什么?

　　魏思孝：《出工》这一章节后面的“吕长义”，他准确表达了我的一种世界观。王能好和吕长义同岁，一个出生在山东农村，一个出生在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是打光棍的农民，一个是上市企业的亿万富豪。即便他俩的地位如此悬殊，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在某一人生时刻，他俩如果认识，是可以交心的。不论你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层次和位置，总有你所不能及的上面。这就是众生平等。如小说中所写：“2018年十二月份，吕长义在美国，参加白宫圣诞晚会。他走向特朗普总统的亲信——白宫幕僚长基思·席勒，用流利的英语请求合影。晚会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吕长义查看相册，这张他期盼已久的合影，因后方恰好冒出一个做鬼脸的白人老头，十分的失败。仔细再看，基思·席勒双手交叉捂住裆部，眼神下看，一副不情愿的姿态，衬托得吕长义红润欣喜的表情太过殷勤。左思右想，他还是把照片上传到微博。这种糟糕且无奈的情绪，和王能好当初去找刘忠，想在盈科环保当个保安的心态，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光鲜和不堪都值得书写

　　春天，三月底四月初，香椿芽长出来，第一茬炸着吃，其余的腌咸菜，可以吃一整年。南边靠墙的地方，原先搭着棚子，是灶和堆着的柴火。姥娘摊煎饼不在棚里，不透风，把锅头搬出来，在天井里。她边摊，家里人边吃。剩下的，再叠起来。粗粮煎饼，咬不动。王能好记得，姥娘都是把煎饼在热水里泡软了再吃。——《王能好》

　　记者：近些年来，关于农村的书写除了作为宏大时代的命题作文出现外，似乎正在渐渐退至文学场域的边缘，像您一样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大都在书写城市生活，但是《王能好》依然可贵地向读者呈现了当下的农村生活。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对农村的书写和表达?

　　魏思孝：我只能说，不论是命题作文还是我这种自发的，不论是表现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只要发自内心，不粉饰和遮掩，都是写作者在表现身处时代生活中的一部分。所谓的一体两面，光鲜和不堪都值得书写，阳光所照耀的地方也都有暗影。两者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就按照我所了解的，我身边的朋友，诗人马累，十几年如一日，书写黄河沿岸的村庄和乡民，近期会有诗集《在黄河边》，充满了哲思和悲悯，一首首诗作，是一曲曲农业文明的挽歌。另外，作家乔洪涛、吴永强(老四)这两年也致力于乡村写作，从小说、散文、诗歌不同侧面去描绘。乔洪涛所写的《蝴蝶谷》等作品，真实展现了蒙阴地区农民勤劳勇敢的一面，他们当然是值得被歌颂的。

　　记者：《王能好》之后，您关于农村、农民的书写就全部结束了吗?方便透露您下一部作品的写作计划吗，那是关于什么主题的一部作品?

　　魏思孝：写完《王能好》后，我去年写了一个女性题材的小说，今年中信大方会出版，这也是我脱离乡村的一个尝试。上个月完稿的一个小长篇，还是乡村题材。之前写的都是他者视角，这次是“我”。不太满意，但也只能如此了。这几年有关乡村写了大概五十万，不说疲沓，也觉得有些被掏空，暂且不想再去写了。打算写点短篇小说。乡村题材会是我终生的一个写作题材，人物的原型还活着，还在生活。可能再过十多年，他们又经历了十多年的生活，又能写写他们十多年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