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暗换年华，周汝昌的人生佳境

　　周汝昌走进国家图书馆演讲大厅本组图片均由作家出版社提供

　　红学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的散文随笔集《岁华晴影》，于初版25年之后，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这部随笔集收录了周汝昌先生关于读书、红学研究、追忆故人、文化思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行文典雅，从中见得老先生的风范。

　　这些文章带有浓郁的传统气息，而这或许也正是今天我们阅读的意义所在。在被网络用语裹挟的语言使用习惯之外，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亲近传统，感受语言那种严谨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红学大家的文章中领略一点学问的风采，而这些已经足以让我们在这个人云亦云博流量的网络时代，有点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廉价地让渡自己的注意力去拾人牙慧。

　　为“考芹研《红》”而努力

　　提及周汝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红学大家”。《岁华晴影》中所收录的文章，相当篇幅便是与曹雪芹、《红楼梦》有关。在《我与“红楼”有夙缘》这篇文章中，周汝昌写道，母亲酷爱文学艺术，他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看母亲的那本日本版《石头记》。“怎么是日本版?原来，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那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母亲年方二十。那书后面印着‘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周汝昌小时候也常常听母亲讲起家族往事，其中颇有一些《红楼梦》的影子。比如家境正盛时，也有一处好花园，春秋时节，各院年轻的女儿、少妇便盛装打扮来此看花，就像《红楼梦》中那般热闹。后来，家境败落，这处花园也被拆毁了。后来周汝昌上了大学，学习西语，希望精通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立志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今日散文名家)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二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我与“红楼”有夙缘》中写道。

　　后来，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对曹雪芹的为人有强烈兴趣，便写信给周汝昌，希望他能对曹雪芹作一番考察。“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40多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周汝昌写道。此外，他与《红楼梦》的夙缘也与极深至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有关。他在文中解释，母校燕京大学有座了不起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包括《红楼梦》珍贵的“庚辰本”。

　　关于《红楼梦》的版本，周汝昌还在这篇文章中提及他与胡适的一次交往。“‘甲戊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脆黄的原本，全力经营，抄出了一部副本。”

　　在《岁华晴影》的其他文章中，周汝昌还写了《红楼梦》的总精神、数字的数理、贾宝玉的原型、绛珠草的文化渊源等，当然也包括对《红楼梦》宗旨精义的被庸俗化，以及现实中曹雪芹的一些交往、故事、遗物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中一些文章中并不避讳争议。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在这本书的《编后缀语》中写道：“父亲的‘美名’是‘红学家’，罩在他这‘红学家’头上的，是一顶‘考证派’的帽子。父亲为此遍尝了嘲骂与讥讽。他对红学的贡献，自有公论，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亲的诗学、红学，在十几岁时就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待根深叶茂、挺拔高大、直插云霄时，什么‘桂冠’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艺人须有自尊与自重的美德

　　《岁华晴影》中还有些文章，虽然作于几十年前，很多也是就当时的问题而写，但是放到今天并不过时，有些甚至依然“正当其时”。

　　《诗文化》这一篇中，周汝昌谈作诗。众所周知，今天许多附庸风雅者便是以作诗为乐，甚至因此引发舆情，大都是因为他们的诗作与所得到的赞美并不匹配。周汝昌早就在文章中指出了诗文化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所谓的诗人爱作诗却不懂平仄，对真正的风雅无感，要作诗应该先学会作诗的技艺。不仅诗作如此，平仄的音韵规律在日常的使用中也几乎消失，一些文章题目喜欢用五言七言句，却只是凑个字数，毫无韵律之美。“中华诗文化，几千年了，难道忍心由我们这一代任其断绝?四声平仄，一不神秘，二不复杂，经人指点指点，就通了。过去凡是读书识字的，过不去这一‘关’的可说没有，都能作诗——诗不甚高，起码合律。这可证明并非难事。”在《诗人什么样子》这一篇中，周汝昌直言世上假诗人的势量很大，“在很多情形下使得真诗人并无置身之处，也无立足之境。”

　　今天总是有偶像明星“塌房”，他们之前辛苦营造的美好形象被众人识破。周汝昌在《艺术古今杂话》这一篇中便写了艺德的问题。“中国艺人一向须有艺德艺品，在艺界方能立足行业。胡作非为是不允许的。艺人也须有自尊与自重的美德。……但是怎么才能使人的艺高品也高呢?这离不开‘教养’二字。在中国古代，礼乐本来也就是为了教养人的。教养人的礼乐，必是高超的艺术，它才能起到教养的作用。换言之，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本身先得有足够的教养，他才能有教养别人的能力和资格。”

　　当下女性话题总是在社交网络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些涉及女性权益的问题，争来争去最后遗憾地只能以性别对立而告终，真正的问题反而没有得到解决。周汝昌的这篇《女士颂》若放到今天的社交网络上，或许会遭到“口诛笔伐”，但事实却是，他的确指出了今天女性群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该尊重的尊重，该批评的也需要批评。“中华妇女在数千年文化史上第一创造了奇迹，她们的才智、技能、美德，实在可令世界妇女叹服。解放了，应当十倍百倍地发挥传统美与创造新时代美才是。但不少的女士却似乎有点忘本了，追求的反而不是更高尚的美好事物和境界了。”在他看来，“女士”是个好名字，现时的女士应该在内涵、人格和灵魂上更符合“士”的要求。

　　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

　　近几年，传统节庆成为一种文化热潮，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做什么……与之相关的一切都被重新挖掘出来。特别是饮食风俗，我们热衷于从味道中寻找传统，确立一种文化发展的脉络。《岁华晴影》中的很多文章也与这些有关，比如《黄叶村·小蒸食·蒲包》这一篇，周汝昌写了一些天津传统的食物，像是黄叶村的烧饼，“一色娇黄——而不是焦黄，面是雪点儿白，穰层儿细，入口爽香”;还有北门里的小蒸食，“那面不知什么法儿弄得异样清香，小细模子扣成各式花样形状，面分几色：水红、淡黄、嫩绿……看着就新鲜可爱”;蒲包则是过去的一种包装，是蒲草编的软篓儿，“装好了(如东门里“老郑记”的糖炒栗子)，上铺红绿纸长方形店签，然后用‘麻茎子’捆扎，以便提携(津语‘提搂着’)。麻茎子又是什么?是麻的纤维丝缕做的绳儿，都是要染成了红色的。如今年轻人听了一定‘目瞪口呆’吧?”

　　当时的周汝昌惋惜传统在日常生活里的退场，他在《腊鼓催年 人天同庆》中感慨：“久居大城市，我能看到的过年的民俗工艺，靠它来装点新春、表现欢庆的节令特产，越来越少了，以至于连买一点守岁的红烛也难得如愿。心里总有一种无名的惆怅。如果这些几千年的美好的创造积累，都被别的什么东西取代了，那么我们丢失抛弃的将不会只是那些风俗形式，而是还有更宝贵的精神内蕴。”那时候的周汝昌或许不会想到，再过一二十年，这些传统民俗会在仪式感的呼声中回潮，重新找到它们的文化归属。

　　这或许就是时光的流转，万物皆在变化，包括人和事，而这或许也暗合了书名《岁华晴影》。周汝昌在《序》中解释过，“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