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笔下的李叔同：长亭古道边的云水高僧

　　李叔同于1907年留学日本期间，出演《茶花女》之主角玛格丽特剧照。

　　弘一大师于圆寂前一年，在福建泉州留影。

　　弘一大师手书对联(李叔同后人藏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穿越百年时空的距离，今天仍然散发着经典而又流行的优美气息。这首词的作者李叔同(弘一大师)，也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

　　李叔同(1880-1942)，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开现代艺术启蒙教育之先河。他在国学、诗词、音乐、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造诣，是一名20世纪前半叶光耀一时的艺术家和风华才子。后来，他斩断尘缘，又成为拔乎其萃的佛门代表人物，被誉为僧德昭昭的云水高僧。

　　《李叔同传》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汪兆骞的新作，此前他著有《民国清流》《别来沧海事》等深受读者好评的著作。写这本《李叔同传》，汪兆骞有着独特的优势。汪兆骞的童年，是在天津意奥租界一栋意大利风格的别墅度过的。以童年的这处百草园为圆心辐射开去，他与中国近代史的诸多文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联系。幼时汪兆骞就读的学校，出校门往北，一步之遥便是粮店后街60号——李叔同故居。他从与李叔同亲友、学生的交往回忆中，寻访弘一大师鲜为人知的人生踪迹。这也是这部《李叔同传》独特的史料价值所在。

　　除了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梳理之外，汪兆骞也对他身上的一些传奇经历进行了梳理和考证，给出了自己的精到见解。如李叔同与杨翠喜的情感往事;李叔同是否参加过同盟会;李叔同《半裸女像》和《自画像》原迹的百年寻找经过;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南社的记述中缘何只字未提李叔同;李叔同出家为僧的真正缘由;规劝高级军官远离杀戮事实真伪等。

　　《李叔同传》以心写史，致力于呈现李叔同丰富、复杂而和谐的精神人格，还原了他凡事认真、勇猛而精进的一生，也摹画了百年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生动侧影。

　　旧时经历是写作的宝贵素材

　　记者：您童年、少年的居住地临近梁启超的饮冰室、曹禺故居，也接触过近现代史上诸多文化名人。您就读的学校附近就是李叔同故居。这些对您写作这本《李叔同传》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汪兆骞：因我的长辈曾生活在民国时期，受过高等教育，与当时的文化名人多有交集，且藏书甚丰，因此我从小受到民国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便对民国人物产生浓厚兴趣。一次与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会面时，他建议我写写李叔同，“他是风华绝代的才子，又是拈花一笑的云水高僧，他可能不在乎身后的毁誉长短，但人们应该记住这位大师。”

　　写《李叔同传》不是件易事，却也是我一直的愿望。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天津读小学，离李叔同故居所在的粮店后街60号，仗一箭之遥。机缘巧合的是，李家亲戚的后代与我同班，语文老师又与李叔同谋过面。老师经常带我们去60号参观活动，总是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每次看到大师的遗物，也依稀见到大师的身影。

　　20世纪50年代末，我转学到北京六十六中学，语文老师林逸君喜欢我的作文，她的两个女儿又与我同班，于是我经常去林老师家学习，识得她的夫婿佛学家虞愚，他在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毕业后，师从李叔同，学因明、习书法，得大师真传。他给我讲了不少大师的故事，让我对李叔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都是写这本书的良好素材。

　　记者：李叔同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此前也有其他作家、学者写过《李叔同传》。您认为您这部《李叔同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汪兆骞：我自己觉得，作为人物传记，这本《李叔同传》努力追求一种独特艺术个性。文学艺术手法不同，并不等于艺术的高下，风格即特色，我有自己的探索，不走寻常路。

　　我在写《李叔同传》时力求赋予历史、文献、社会学等多方面价值，而且具有生命的美学价值;我把广阔的、丰富的、多层面的社会历史内涵维系于既充满矛盾又和谐统一的李叔同一人之身。抑或说，我是通过对李叔同命运的展示，人物的塑造，渗透折射出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并成为一面映照复杂人性的镜子。

　　传记文学多以事写人，难免让人物淹没在大量的堆砌事件和资料海洋里。而我写李叔同，是按照宋人张孝祥《浣溪沙》中所说：“妙手何人为写真，只难传处是精神”及王荆公之“丹青难写是精神”“求个与人不同处”。努力从人物的精神着墨，写出一个真的活的、有血有肉、魂魄有着丰富复杂个性的李叔同。塑造人物是文学的不二法门，传记文学也概莫能外。在传记中，我注意了主体和客体，作者与传主并非主仆关系，很有分寸感地做少量主观评论和抒发。既极大尊重客体，又不淹滞主体的思想光彩。

　　我认为，传记作家既要有作家的手眼，又应具学者的涵养，这是我一直努力和追求的目标。

　　《送别》写的是人的普遍情感

　　记者：几乎所有人都熟悉《送别》优美醉人的旋律。对于这首词的创作过程，在书中是否有更多创作前后细节的书写?

　　汪兆骞：20世纪初，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李叔同写了这首《送别》。

　　《送别》的曲调，借用了美国19世纪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此曲曾由日本人填词改为《旅愁》：“西风起，秋见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李叔同根据《旅愁》又填词为《送别》。

　　李叔同妻子雪子对这首词有独特见解，她说，《送别》歌词移入了《旅愁》的意境，却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清丽和平易晓畅，别有况味。尤其是末句“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雪子认为，李叔同是在为他们夫妻之间的聚少离多而歌。

　　李叔同却说，歌词写的是人的普遍情感，并不是为两人的相思而作。他写这首词更多的是汲取了宋代诗人戴复古的《世事》意境，那诗说：“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另外，李叔同自言，20岁时在上海读龚自珍作《己亥杂诗》，有“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之句，对他也有启发。

　　除了《送别》，这一时期李叔同还有其他词作，不过光芒都被《送别》掩盖了。比如一首《早秋》：“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间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活泼、灵动、充满人间烟火味道。

　　记者：李叔同出家的原因是很多读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您在这本书里作出了怎样的回答?

　　汪兆骞：历史和人物常常留下许多谜团。李叔同从入世到弃世，从俗人变成佛家人，就是一个让世人难以解开的谜。这件事情的底蕴真谛非常人可以说清，即便最熟悉他的夏丏尊、丰子恺，日本妻子雪子都难以言之，不知究竟。至于无数研究李叔同的学者也只能靠揣测、推断来说事。

　　在《李叔同传》中，我能写的，只有他在选择俗、佛之间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相信他是灵魂的自省，承担起“不圆满”而求不尽的自我超越。

　　一生关键词：风华才子、云水高僧

　　记者：李叔同的一生复杂又充满传奇，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或者句子概括他的一生，您会如何概括?

　　汪兆骞：风华才子、云水高僧，这8个字是李叔同一生的关键词。

　　说他是风华才子，是因为他自幼聪慧善学、工诗词、擅书法、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开中国现代戏剧、现代音乐、现代美术教育之先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早期新文化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至于云水高僧，则是说他人生的第二程，中年出家，皈依佛门。僧腊二十四年，其间持戒精研，以振兴“南山律宗”为己任，被誉为律宗祖师。抗日战争期间，爱国卫教视死如归，共抗日寇。李叔同实乃大德高僧，成为百年社会各界追忆、缅怀、探究的人物。

　　记者：多数读者或多或少地知道，李叔同的人生可以分为前半生的艺术人生和后半生的出世人生。这在很多人看来颇为传奇，抛开这种传奇色彩，您认为李叔同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汪兆骞：李叔同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其成就和人格魅力一直为人所称道。世人怎么样说，自有公论。但我要说的，是我笔下所呈现的风华才子李叔同、云水高僧弘一大师的德望双馨和人格魅力。

　　李叔同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他在其他方面的知名度。他的人格魅力是儒家文化的外化，有传统“士”的风骨遗韵，是文化艺术造诣铸造了他的人格，而成熟的人格推动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他儒雅博学，又用严格的自律来寻求心灵的净化以启迪世人。

　　李叔同人格魅力，又可总结为赤心爱国、敬业爱生、交友淡如水、觉心念佛救国，他一生转化了多种角色，不变的是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一生既挥洒了指点江山、以身许国的豪情意气，又显露了风花雪月、柔情悱恻的离愁别绪。李叔同的文化发源地是儒学，又吸纳了西方文化，最后的“心灵归宿是佛学”。

　　我不敢说《李叔同传》能让读者受益匪浅，能让读者对李叔同略有了解，已经让我喜出望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