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雷：“阿云案”彻底颠覆了我的宋朝印象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江丹

　　近日，作家高洪雷的新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出版。不同于《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作品宏阔磅礴的历史表达，这部新作从微观视角切入宋朝历史，以彼时一个叫阿云的女子的遭遇为主线，呈现了一个王朝与“文明”的诸多细节，比如文化、经济和法律等。

　　高洪雷坦陈，自己曾对赵宋一朝颇有微词，认为它局促、黑暗、软弱、屈辱，“直到我读到了一个杀人案。是这个案件背后的一系列操作，彻底颠覆了我对宋朝的印象，最终促使我把‘文明’的帽子戴到这个王朝头上。”这个案件，即为“阿云案”。

　　人物档案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历史类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有《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中华民族的故事》《名人故事》《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我们的祖先：中华姓氏的故事》等。

　　凝之为阿云之生死，散之见大宋之气象

　　6月5日，高洪雷在济南分享新书《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背后的创作故事。

　　高洪雷说，写这本书非常偶然。去年春天，原计划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写作因故中断，于是大多时间在书房读书，无意中翻出一套《登州府志》。这套书是在他出版《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之后，由蓬莱市所赠。蓬莱是北宋时期登州的州治，而当高洪雷在书里看到许遵这个名字时，心头为之一震，没想到他与蓬莱还有如此渊源。原来，高洪雷早前关注过宋朝历史上著名的“阿云案”，而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正是该案的主审人。顺着这些关键词和线索，高洪雷开始仔细研究“阿云案”，深入它涉及的这段宋朝历史，创作完成了《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高洪雷说，这本书一气呵成，仅用了1个月，是他写得最酣畅淋漓的一本书，而他的上一本全景展现陆上丝绸之路的书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耗时4年，更早之前叙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另一半中国史》用了近10年。他解释道，《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之所以有如此之快的创作速度，有两个原因：一是采用章回小说的表现手法，悬念十足，环环相扣，写得慢了自己都无法接受;二是这次历史写作以小见大，相较于之前宏阔磅礴的历史书写要容易驾驭一些。

　　在本书的开篇，高洪雷便向读者细细道出本书的“小”之所在——“阿云案”，为读者打开走向历史深处的入口。宋朝熙宁元年(1068年)以前，登州发生了一件凶案。乡下女孩阿云自幼丧父，刚刚成年时母亲也病逝了。就在为母服丧期间，她被族长许配给了长相丑陋的农夫韦大。阿云不甘且无助，于一天夜深人静时怀揣一把刀，摸进韦大的田舍，“向沉睡中的韦大砍了十几刀。也许因为她力气太小，也许因为摸黑砍得不准，韦大并没有被砍死，只是被砍掉了一个手指。”韦大惊醒，阿云逃去。韦大报官后，阿云很快被抓获，并据实招认，但她是否应该被处以死刑却在朝野引发了巨大争论。按照当时的律法，阿云谋杀亲夫应当判处绞刑，但是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却认为阿云与韦大订立婚约时还在为母亲守孝，婚姻关系应属无效，且阿云在此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便坦承事件经过，可算自首，因此判决时为阿云留下一线生机。

　　高洪雷便以这起案件为切口，展开争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呈现了一段丰富立体的宋朝历史。作家马伯庸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这本写宋代的书，视角别出心裁，把视角放在了一个普通的登州平民女子阿云身上。以一场算不上曲折的凶杀案子作主线，牵扯进了包括宋神宗、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内的大半帝国精英，生动地展现出了北宋的法律与政治生态。我以为此书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其并非秉持惯常的上层视角，而是以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为核心，爬梳史料，抉微扼要，凝之则为阿云一人之生死，散之则见大宋之气象，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可谓深得‘微观史学’之精髓。”颠覆宋朝印象

　　跟《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作品一样，在《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中，读者可以从高洪雷扎实的历史考证、梳理和表达里得到一种知识获得感。

　　在书中，高洪雷从许遵的进士身份联系到科举制，又从科举制入手解释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又由此谈到作为入仕另外一种方式的恩荫。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人才选拔制度发展脉络，还能详细地了解宋朝在这方面的特别之处，从而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宋朝文明的制度推动和人才积淀。

　　比如高洪雷详细介绍了宋朝科举的严密考试程序和丰富考试内容，以及“取士不问家世”的重要标志。“为了保证寒门子弟都能应考，宋太祖下令，西川、山南、荆湖的解士进京考试，可以凭‘公券’免费入住官驿、使用驿马。各州县还设立了贡士庄、贡士库，每三年向本地贫困解士发放一次补助。”诸多寒门学子从中受益，包括后来“庆历新政”的三位推手——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右正言欧阳修。在高洪雷看来，正是科举制度创造了宋朝“开放性的士人政府、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和理性化的士大夫时代”。

　　而对于主线“阿云案”中所涉及的宋朝律法，书中更是深入浅出、细致条理地呈现给读者。除了一系列具体的律法和执行细节，读者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宋朝整体的司法建制。比如在解释宋朝法律体系中具有同等效力的“律”与“敕”时，书中写道：“律，是国家的制定法，具有稳定性、结合性、权威性，是法律体系的主干;敕，是皇帝因人因事临时发布的诏书，既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有补充、修订律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依律断案是法定要求，律上查不到的，就可以依据敕令格式。”书中还通过对史料的铺陈和通俗易懂的解释，试图还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阿云案”到底该如何判决的辩论现场，并且总结梳理二人在法律引用、法律观念上的不同，帮助读者理解这起案件中的重要一环。

　　一个人、一件事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阿云案”同样如此，围绕这起案件“辩论”的发生本身就有鲜明的宋朝印记。它不仅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背后还是整个宋朝的历史身影。

　　在《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的后续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关于宋朝科技进步、文艺创新、金融萌芽、工业起步、城市化、商业化等方面的介绍，从而更深一层理解高洪雷在书中引言里的感悟：“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对宋朝颇有微词。在我以往的认知里，宋朝几乎就是局促、黑暗、软弱、屈辱的代名词。直到我读到了一个杀人案。是这个案件背后的一系列操作，彻底颠覆了我对宋朝的印象，最终促使我把‘文明’的帽子戴到这个王朝头上。”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他在本书最后写到的那个选择：“……假如我生在古代，又允许我选择一个朝代生活，我的选择必须是：大宋。”赋予历史一些表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在内的一系列历史书作中，作为作者，高洪雷在写作中并没有刻意隐去“我”的存在，他的书里往往有史实、有想象，也有情感的抒发、观点的议论和对历史的反思。

　　司马迁写《史记》时，其中也有“我”的出场，比如其中的“太史公曰”。高洪雷喜欢司马迁，也喜欢用这种“司马迁式”的表达去赋予历史一些表情，但是一切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时间、地点、人物都必须是真实的，它们都要经过严谨的考证。《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同样如此，历史的资料详实，文学的色彩绚丽。有意思的是，作为一起历史上的著名案件，网络上关于“阿云案”流传的内容很多，而对于阿云最后到底是否被处以死刑，这本书另有答案。

　　高洪雷说，宋朝这段历史值得好好研究，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但《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之后，他计划进行唐史写作，同样以微观视角探究另一个王朝的

　　气象风华。这并不意味着其写作场域的完全调转，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写作已经完成，进入出版议程，计划下半年与读者见面。在这本书中，他的写作地域从青岛跨至红海，呈现一段漫长的海上交往史。

　　近些年来，高洪雷开始为孩子写书，出版了《中华民族的故事》《名人故事》《我们的祖先：中华姓氏的故事》等系列书籍，帮助儿童读者亲近历史，感受中华文明。据其介绍，他正在创作《典籍里的中华文明》，用孩子习惯的表达方式去介绍历史。高洪雷并不排斥这种写作的转换，谈及其中语言的区别时津津乐道。他说，到他这个人生阶段会特别想为孩子做点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