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在欢：我无法俯视她们，因为我就在她们之中

　　近日，青年作家郑在欢的首部长篇小说《雪春秋》与读者见面。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位生于农村、走出农村的女性。《雪春秋》这一书名正是来自这三位女主人公大雪、春蓝、秋荣的名字，她们在生命的坎坷中争取着命运的主动权。

　　对很多读者来说，这三位女性的童年遭遇是残酷但陌生的，但另一部分有着相同生活经历的读者却知道，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成年后的大雪、春蓝和秋荣，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是鲜活的存在。她们慢慢地摸索和积累新生活的经验，试图凭借一技之长在城市立足。

　　郑在欢无意于还原现实，在他看来，这不是小说的功用，他用一种朴素的方式书写那些与他一起成长的姐妹。郑在欢在小说的《后记》中如是写道：“在乡间，从事与年龄不甚匹配的劳动的通常是女孩，男孩们大都在玩儿，很难注意到她们。因为个人境遇，少年时我也没少干活，或许正是这样我才会看到，并记住。一开始仅仅是类似于同病相怜的记忆，在偶然的回忆中，女孩们的形象开始有所活动——我习惯性地试图形容一下这种形象，才发现概括性语言的力有不逮。是，她们没法被概括，或许正因如此，才需要小说吧。

　　【作家档案】

　　郑在欢，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长居北京。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等作品。

　　对自我的确认与接纳

　　她难过，且困惑，明明是自己不认他们，为什么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又回来了呢。父亲抛弃母亲，母亲抛弃孩子，孩子长大了，又互相抛弃，像个怪圈，绕不出去。她找到大雪，答应和她一起开美甲店，条件是要带着春蓝一起干。就叫三姐妹美甲店。她说。好不容易说服了大雪，没想到春蓝又不干了，而是执意要回家结婚。又是一种抛弃。她累了，已经分不清是谁在抛弃谁。她只能咬紧牙关，拒不承认。那好吧，她对春蓝说，我们店的名字就叫三姐妹，我们等你回来。——《雪春秋》

　　记者：在创作《雪春秋》时，为什么要选择用“分—合”结构，分别讲述人物的经历最后再将她们集中到一起，而不是将这些女孩的命运合为一个女孩的命运展开讲述?

　　郑在欢：她们首先是三个不同的女孩，虽然都生在农村，但家庭结构与家庭教育的不同决定了她们成长道路的不同。在人生的前三十年，人在成长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原生家庭问题，即使大家同在一个时代，同受一种教育，但在进行自我教育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面对家庭给予你的世界观。作为三个普通的受限于生存环境的女孩，她们的“合”象征着对自我的确认与接纳，所以这篇小说重要的不是“合”，而是“合”之前的分化以及通往“合”的路程。

　　与我一起成长的姐妹

　　深秋雾大的早晨，他们坐一辆蓝色大巴去北京。一路上被雾裹挟，几乎看不到什么景色，大家还是很开心，一点儿也不困。每个人都穿了新衣服，前一天刚买的。崔志杰穿的是一件迷彩夹克，后背绣着一团龙。春蓝穿了一件米色的双排扣小西装，是绒布的，摸上去很舒服。因为太瘦，又矮，这件短款的衣服穿在身上像中长款。知道不合身，还是买了，一眼就相中了那两排琥珀色的大扣子和厚实的面料。这是买得最贵的一件衣服，如今穿出来，却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太大了，似乎也太成熟了。裤子是她最喜欢的玫红色，因为太长，前一天晚上崔志杰帮她扦了边。做包的缝纫机不同于做衣服的，即便用最细的针线，缝合的力度还是过大，针脚太紧，导致布料微微发皱。——《雪春秋》

　　记者：当下有许多关于“厂妹”或者农村女孩的写作，但是很多是来自外部的一种俯视视角，但是阅读《雪春秋》的过程中，明显能感觉到作者对小说里的这些女孩使用的是一种平视的视角。您在呈现这些女孩的故事时，特意进行了视角的选择吗，还是一种没有经过特别选择的下意识地呈现，为什么?

　　郑在欢：因为我是一个平民作家，这篇小说写的是我身处的群体，用季亚娅老师的话说是“与我一起成长的姐妹”。我无法俯视她们，因为我就在她们之中。

　　在与人的碰撞中成为自己

　　母亲在家，有时候去给人盖房，有时候去帮人放树。夏天，还去信阳采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五六十，当然，四十她也挣过，二十也挣。在家的女人很多，干活儿的不多，母亲是总在干活的一个。年底，父亲回来了，他应该是挣到了钱，给姐弟四人都买了新衣服，还给母亲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这样她再去干活赶集什么的就方便多了。他们骑着崭新的电动车采购年货，车上连人带货装得满满当当，那可真是一个快乐富足的新年。穿着新衣服，吃着瓜子和糖，到处跑着玩。妈妈骂奶奶的事，爸爸打妈妈的事，似乎都不存在了。——《雪春秋》

　　记者：在女孩们争取命运主动权这个过程中，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不是帮助者，而是女孩必须要越过去的障碍。在塑造小说中这些男性角色时，您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郑在欢：其实帮助与障碍都有，包括女性角色，他者首先是障碍，但跨越障碍也是一种成长。人在与人的碰撞中成为自己，不论碰到的是男是女。可能在人生的前三十年，她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权限选择要面对的男性，所以才导致障碍看起来多一点吧。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祝福

　　总算回到了家，却不是想要回去的那一个。这座陌生的三层小楼还飘着油漆味，朝气蓬勃地耸立在马路边。她记得，这里曾是一片坟地，在儿时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次单独经过，都会加快步伐。说“我要回家”的时候，想的根本不是这里，陌生的位置，陌生的建筑，陌生的红色铁门和浅蓝色外墙。妮儿，到了到了。母亲推开铁门时有多骄傲，她就有多茫然。为了回家，她费尽心思，经过和公婆丈夫的几轮谈判，用苍白多汗的身体向他们表明，不让她回来，她是不会好的。母亲在公路边接上她的时候，回家的路线出现在脑海里，好像灵魂已经比身体早几步到家。随母亲走上岔路的时候还毫无察觉，因为心已经到了家，跟母亲走进院子，才发现丢了魂。——《雪春秋》

　　记者：小说中，女孩坚强自立挣脱原生家庭的束缚获得命运的主动权，但也正因为这个结局太美好了，所以更像是一种祝福和期待。这些女孩的现实命运与小说中所呈现的相比要更加残酷吗?小说的结局是您对女孩命运的祝福吗?

　　郑在欢：目前来说，我之所以写小说是我还相信未来，所以我的所有写作都是祝福，而不是诅咒。现实中人的命运会有比小说更坏的，也有比小说更好的，小说也不是拿来比较好坏的。小说来自现实，是为了启迪现实，而不是还原现实。

　　写作不是轻松的事

　　父亲用木锨将麦子扬上半空，第一遍，筛出麦秸，第二遍，滤下麦糠，到最后连麦芒都随风飘走，只剩下干净的麦粒纷纷扬扬落下来，像数不尽的珠子。孩子们喜欢突然跑到扬起的麦子下面，让麦粒像流水一样从头顶浇下，不间断的小颗粒摩擦身体，带来一阵阵酥麻的凉意，他们尖着嗓子喊叫。麦芒扎在脖子上，虽然刺痛，还是觉得好玩。大人们多半会大声呵斥，把他们轰走。父亲不会。父亲会放下手里的活儿，把她高高举起，兴许还会在空中扔上几个来回，最后把她放到高高的麦垛上。麦垛太高，她不能再下来捣乱了。——《雪春秋》

　　记者：如果此时此刻，您可以重新创作《雪春秋》，那么您觉得可以原文保留的是什么，需要修改或者彻底否定的地方有吗?

　　郑在欢：我不想重新创作了，写作不是轻松的事，吸引我的是未知的下一个，不是已知的不完美。

　　记者：除了作为一份职业，您觉得写作对您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郑在欢：探索、希望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