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隐形加班”，捍卫了离线休息权

　　今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工作牵出的“隐形加班”案件。案情显示，李某所主张的加班内容系其下班后，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进行沟通交流付出的劳动。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应当认定构成加班，据此判决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该案是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1月23日《北京日报》)

　　被冠以“全国首例”的这一案例，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此前，基于不同的报道口径、解读框架，本案就曾轰动一时。而最近，该案之所以被“旧事重提”并且热度不减，显然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以案说法的阐发和引申。我们知道，个案判决及其背后的论说，是实现规则具象化、提高法律介入力的重要路径。法律系统发挥社会调适功能，往往也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无疑是特殊个例，从中总结和提取出一套针对性的价值范式和技术策略，便是将之一般化、普遍化。本案之所以在业界、学界和网络舆论场均为人称道，就是因其堪称能动司法的典型样本：对于客观存在而法未提及的“隐形加班”现象，审判机关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采取曲线策略“转换矛盾”，而是穿透现象看本质，直指核心、开宗明义。这种“专业担当”，对贯彻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至关重要。

　　该案判决创造性地提出“提供工作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其巨大意义，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在司法视域内，承认了“隐形加班”的存在;其二，在方法论层面，为相对准确、便利、高效地鉴别“隐形加班”提供了指引。以往，“隐形加班”，更多是一个舆论话题、社会学课题，但是本案的审理、判决和传播，使得其距离成为正式的法律概念前进了一大步。

　　诚然，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因此没有“判例”这个法律渊源。但是，本案依旧可以成为具备深远影响力的“指导性案例”或者说“标志性案例”。而我们确实也看到，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里，涉及“隐形加班”的民事诉讼、劳动仲裁中，不少职能部门都援引了上述案件中总结的一些“认定标准”，这传导在最终结果上，就是劳动者的付出得到了更充分的计算、权益得到了更为公平的对待。由此，保障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进一步由虚而实。

　　尽管我们说，司法裁判有衍生性义务与表征性价值，但可以预见的是，在现有社会运作秩序里，基层司法机关、司法实践对于“隐形加班”的介入，注定是渐进的、有限的。从全国首例“隐形加班”判决案例，到大众所期待的“隐形加班按劳取酬”，必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以法律的力量撬动“隐形加班”治理，终究还是要立法端接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