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不负人生大自然

　　“伯驹先生是20世纪我国文化界的一种异数和一段传奇。在‘民国四公子’中，他所绽放的文化光辉、贡献的异珍奇宝及所体现的高风亮节，无人能及，几可与司马迁《史记》中的‘战国四公子’分镳并辔，各有千秋。”

　　这是周笃文为新近出版的《张伯驹年谱长编》所写序言中的开头。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扎实考证张伯驹先生生平的著作，著名文史学者、画家、收藏家、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荣宏君编著的这本《张伯驹年谱长编》，全面梳理了张伯驹先生对书画鉴藏、诗词创作、京剧传承等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以鲜活的一手史料、近90万字的宏大篇幅，回顾了张伯驹先生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

　　保护国宝的“民族英雄”

　　荣宏君是《张伯驹年谱长编》的编著者，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而他对张伯驹的兴趣，则始于二十多年前。荣宏君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求学北京，后来有幸厕身文博大家史树青先生门下，跟随先生读书、作文。史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文博大家，他与张伯驹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识了，两人一生亦师亦友，过从甚密。在业师史树青先生的晚年，我有幸常常陪伴左右，每次谈起伯驹先生，史先生必慨叹再三。”

　　令荣宏君印象深刻的是约在2005年，史树青先生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张伯驹先生，“说到激动处，史先生眼含泪水，盛赞张伯驹先生为民族英雄”。一说到民族英雄，大家想到的往往是那些上马杀贼、碧血沙场的仁人志士。张伯驹一介文人，怎么就成了民族英雄呢?荣宏君说，“后来，史先生便给我解读，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许多珍贵文物不是毁于战火，就是被外国人廉价买走。面对民族文化危机，张伯驹先生挺身而出，不惜典屋鬻钗，甚至倾家荡财，把我国存世最早的名家法书西晋陆机《平复帖》，还有最早的卷轴山水画隋展子虔的《游春图》等一大批国宝保存下来，捐献给国家，这是在延续、拯救中华文明，当然是民族英雄!”

　　史树青先生的一番话，对荣宏君影响极大，也促使他对张伯驹先生做更加深入的了解，从此他开始刻意搜集相关史料，想为张伯驹先生做些事情。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荣宏君从长春得到一大批有关张伯驹先生的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份张伯驹先生亲笔录下的《北洋政府盐业银行和国民党政权》手稿。这份手稿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张伯驹先生受吉林省政协之邀，亲赴天津整理的一部盐业银行史。“说是盐业银行史，其实大部分内容是在回忆自己的身世，史料价值极高。”

　　在决定给张伯驹先生修一部年谱后，荣宏君还追随张伯驹先生的脚步，寻访他曾经工作和游走的地方，并专门到张伯驹先生位于周口市的项城老家去寻访。就这样，历时十余年时间，荣宏君从各渠道搜集到史料500余种，从各处收集到张伯驹的佚词、诗联和散文超过百种，很多都是鲜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同时在此基础上反复甄别、互勘，终于写成近90万字的《张伯驹年谱长编》。一个真正全面、“立体”的张伯驹

　　说起张伯驹，人们津津乐道的或许是关于他与夫人潘素传奇的爱情，以及他倾家荡产保护国宝的故事。但其实，张伯驹还曾从过军、经过商、演过戏，他更是著名的词人、剧作家。《张伯驹年谱长编》呈现的，是一个真正全面、“立体”的张伯驹。

　　在张伯驹先生晚年时追随左右的弟子周笃文眼里，《张伯驹年谱长编》“是一部有关伯驹老人最翔实、最深刻的著作”，“比如传主伯老的身世，过去很不清晰，通过年谱长编的记述，就一目了然了。其父张镇芳，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十八年中进士，官至署理直隶总督，实为其裔父。生父张锦芳，是晚清廪生，曾任度支部郎中。其祖父张瑞桢亦为举人，家中藏书数万卷。如此种种，可谓满门清贵、世代簪缨了。而其姑母，则是袁世凯的长嫂。如此显赫的背景，对于其人生道路，影响自然是巨大的。”

　　周笃文认为，年谱中涉及当时上层的动态，“尤其值得注意与研究”，“如1920年9月伯老陪父亲张镇芳拜访张作霖。张作霖为报答张镇芳当年排摒段芝贵而扶植其上位之恩，任命张伯驹为奉军总稽查。翌年，张作霖又出手帮助摆平因‘复辟事件’而被吴鼎昌掠夺的盐业银行股权问题。再如《邓之诚文史札记》所言：‘(先生说)袁世凯称帝受英、德怂恿，欧战既起，英、德无力东顾，日本乘之，而段、冯因之倒戈。又言宣统复辟，徐世昌谋以孙女为后，而自居辅政，密遣曹汝霖询日本公使意向，日使言必反对，徐遂袖手。’又云：‘护国军之起，蔡锷受日本助款二百万，则汤芗铭为我言之。中国何时始能独立自主乎?’如此等等，事关政局秘辛，值得认真研究。”

　　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曾买下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等传世名作。据《丛碧书画录》记载，其所收一等书画达117件之多。在故宫设立表彰书画捐献者的“景仁榜”上，顶级书画中有近一半为张伯驹捐献，皆为价值连城的异宝奇珍。对于张伯驹先生的收藏故事，《张伯驹年谱长编》当然有众多记录。

　　如书中写到1936年，“十月十日，爱新觉罗·溥儒的长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病逝于伪满洲国首府‘新京’(今长春)。为筹办丧事，溥儒将家藏唐朝韩幹的名画《照夜白图》出售给上海画商叶叔重。时在上海的先生听闻此事，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发急函，申述此卷绘画文献价值之重要，希望勿让叶叔重卖与外国人。最终该画还是被叶叔重转售给英国人。后来，此画又从英国人手中转卖到日本人手中，最终转卖给美国人，该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先生曾在《春游琐谈》中谈及此事：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幹《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其中可见张伯驹先生保护文物的急切和焦虑。

　　此外，也是在1936年，为了防止溥心畬所藏西晋陆机《平复帖》流入日本人之手，张伯驹先生请傅增湘先生出面，千方百计以四万大洋购回。凡此种种，《张伯驹先生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记录，都以第一手材料还原了真实的历史。

　　“长希以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出身名门，博精诸艺，诗词歌赋，下笔成章，书法戏剧，无不精妙。《张伯驹年谱长编》用“真”“全”“细”“实”的功夫，澄清了所有关于张伯驹的传说，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张伯驹形象。

　　《张伯驹年谱长编》记录的张伯驹先生人生最后时光，也颇令人动容，尤其两首诗词遗作，淋漓展现了张伯驹先生完美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博爱情怀。那是1982年。据年谱长编，2月8日上午，张伯驹先生“应邀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日本友人，其间共进冷餐，继而又做客京剧演员吴素秋宅。后突然腹泻，旋即住进北大医院，后并发肺炎，病情渐重”。

　　2月21日，“弟子周笃文前来探视，并告知贺敬之关于筹建韵文学会将采取挂靠实体学术单位的建议。时先生已不能对话，仅颔首作答。之后，在贺敬之的关怀下，先生得以批准入住干部病房。”

　　2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八十五岁生日，适逢老友张大千嫡孙张晓鹰准备赴美探望祖父，张晓鹰奉祖父之命来医院探望先生，先生令拍照片带给张大千。下午,《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笔录先生赠张大千诗词各一首。诗曰《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词曰《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以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一代名士、大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人、戏剧研究家张伯驹先生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孙婷婷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