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松：给“中国结”命名的人

　　孙婷婷　绘

　　3月4日，知名出版人、书籍设计家、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积极抢救者黄永松辞世。黄永松，中国民间工艺、民间文化的守护人。他是《汉声》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一直坚持田野调查，出版了上百本杂志和专著记录中国民间文化，“中国结”之名就是来自黄永松。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他为“传承的英雄”。

　　“做民间文化的仆人，做守护民间文化的孩子”，黄永松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践行着这句诺言。

　　从《Echo》到《汉声》

　　黄永松1943年生于中国台湾省桃园县，祖籍是河南省黄氏江夏堂第八代的客家人。他高中毕业后主修雕塑，自修现代艺术，1967年毕业于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今台湾艺术大学)。毕业以后，黄永松从事摄影、电影美术指导相关工作，直到友人吴美云找到他，提出合办一份杂志的想法。

　　黄永松曾经评价吴美云，她是一个“严谨浪漫的人”。1970年，吴美云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台湾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她准备办一份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报纸。寻找美术编辑的吴美云辗转联系上黄永松，黄永松建议改办杂志，将内容定位在传统文化，两人一拍即合。1971年，一份叫做《Echo(回声)》(英文版)的杂志诞生了，以中国人的角度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首期讲述了台湾省的妈祖祭祀与京剧渊源。

　　创刊之初，杂志的经营步履艰难。因为杂志卖不出去，没有资金支撑下一期的出版费用，吴美云和黄永松经常向家里借钱补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航空公司的经理看了《Echo》之后找他们商议，说可以买几万份，放在飞机上供旅客翻阅。那时候，飞机上还没有给旅客看的读物，借着这个契机，《Echo》跟随五湖四海的旅客飞向了世界各地。慢慢地，有30几个国家的华人华侨和汉学家要求订这本杂志，也开始不断有人问吴美云和黄永松：为什么不出中文版?

　　汉语读者无疑是更多的。1978年，他们另起炉灶出版了中文版，名为《汉声》，取“大汉天声”之意。杂志的定位也从“连接东西的横坐标”变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纵坐标”。

　　戏剧家俞大纲的一个观点对黄永松影响很大。他告诉黄永松：“传统好比人的头颅，现代犹如人的双足。在时代的遽变中，忽然演变出传统和现代割裂、头脚分离的奇异局面……文化工作者应有为此断裂做‘肚腹’的担当，使现代中国人能衔接传统与现代，全身而行。”黄永松认为，《汉声》的使命就是做这个“肚腹”。他的观点是，以“四书五经”等传世经典为代表的“雅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民间文化所代表的“俗文化”同样重要。

　　见证、记录、保护和抢救即将流失的民间文化，就确定为《汉声》的使命。从创刊到今天，数十年来《汉声》只做一件事：记录中国民间传统文化。

　　20世纪80年代末，黄永松开始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采风，寻找散播在民间的艺术和文化，每一个主题用一期杂志来呈现。米食、面食、风筝、泥塑、淮阳的祖庙祭、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以《汉声》杂志为依托，黄永松致力于创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库。

　　在中国乡野大地上奔走

　　黄永松成为一个在乡野大地上奔走、收集整理民间工艺的出版人。

　　《汉声》坚持采集的民间文化，一般要具备四个条件：首先是做中国的，不做外国的;其次是做传统的，不做现代的;再次是做活态的，不做消失的;最后，最基础的是做属于老百姓的民间工艺。来自民间的蓬勃朴拙的文化工艺收获了大量本土和海外读者，发行量最大的时候，《汉声》行销30几个国家，每期销售量十几万份。

　　深入民间，扎根大地，是黄永松几十年来的工作方式。因为这种直接与民间工艺面对面的方式，黄永松曾经拯救过一些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在一次采访中，黄永松谈到了在浙江温州山村调查蓝印花布的经历。这种古老的布料印染技术叫作夹缬，古代曾经作为国礼，黄永松在温州山村发现这项工艺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纺织史上认为夹缬工艺在宋朝就灭绝了。经过四天四夜的采访记录，黄永松结束了这次调查。不过，告别时染坊老板却说，他准备把染缸打掉，染坊关掉，因为很少有人还在使用夹缬，染坊已经无法经营。

　　想到这样的民间技艺即将失传，黄永松非常心痛，他当即决定买下一千条夹缬，并劝说染坊老板再经营一年。很快，《夹缬》在杂志刊出之后，很多人打电话找这家染坊订货，染坊又重新红火起来。现在，温州的蓝夹缬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从远古而来的蓝色还在惊艳着当代人。

　　奔波在民间调查的经历中，黄永松经历过一个“把灵魂留下来”的动人故事。贵州民间有种用竹刀和蜂蜡做的蜡染，这种蜡染在别的地方已经失传。由于蜂蜡容易凝结，每一幅古法蜡染只能印一张，所以这种蜡染被当地人视作“生命的礼物”。经过多方打听，黄永松找到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他的百岁曾祖母会这种技艺，并且展示了一条用这种古法蜡染做成的围裙。黄永松跟男子谈成了400元买走这条围裙的价码，不料百岁曾祖母蹒跚着跑过来，把围裙夺走，如此反复了好几次。黄永松明白了，曾祖母不舍得卖出这条围裙，于是准备离开。就在即将离开时，曾祖母又追出来，把围裙塞到他的手中。

　　黄永松发现，围裙少了一个角。曾祖母通过翻译告诉他：“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

　　毕生致力于寻找民间工艺的经历，黄永松称之为一场“文化大梦”。在《汉声》的陪伴下，他的“文化大梦”一梦就是半个世纪。黄永松有一张晚年在北京的工作室的照片，他已经白发苍苍，手摇蒲扇盘腿而坐，让人觉得既苍老又天真。这像极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做民间文化的仆人，做守护民间文化的孩子。

　　从民间走向世界的中国结

　　在多年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的经历中，黄永松重新发现和复活了很多民间工艺，其中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中国结。

　　北宋词人张先有词句：“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用唯美柔情的句子写出了恋爱中女子的缱绻心理。自古以来，“结”这个字就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被赋予各种情感。比如异姓兄弟之间感情好会结拜、结义;成为夫妻也可以说是结发、结伴等等。在一档“知名人物口述家国情怀，个人传奇折射时代风雨”的有声节目《口述中国》中，黄永松以“我的中国结”为题讲述了他和中国结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汉声》想出版一期以中国编结艺术为主题的杂志。实际上，这个选题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及，而是早就萌生了想法之后搁置已久，原因就在于，当时黄永松认为中国的编结艺术比较零散，难以构成体系。后来，黄永松从一个喜欢收藏挂饰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编结艺术作品，比如旗袍上的盘扣，荷包、玉佩上的挂饰等等，这些精美复杂的编结摇曳生姿，呈现出一派古典风格的飘逸之美。于是，编结艺术这个让黄永松曾经感到茫然的选题变得亲切起来，他决定走访民间，出一期编结艺术的杂志。

　　黄永松在口述节目中回忆，他开始走访民间的一些编结艺人，这些人多是老年妇人。一根绳子在她们手中上下翻飞，别人看得眼花缭乱时，一个漂亮的结已经打了出来。不过黄永松发现，记录这项技能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记录方式是用相机拍摄，而拍摄时难免要因为光线、角度等问题让艺人的编结工作中断。“编结工作是需要一气呵成的，一旦停下来，她们反而会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打结了。”黄永松说，所以这期杂志进展得缓慢而艰难。

　　当时，民间其实有各种编结的技巧，也各有各的名字，比如双钱结、团结结、吉祥结等。黄永松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需要给各种编结艺术构思一个概括的名字。他觉得，给传统的民间艺术命名不能太复杂，要简洁大气，让老百姓容易记住。思来想去，黄永松将中国民间编结艺术命名为“中国结”。

　　实际上，这个名字起初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作家林海音说，“中国结”不合文法，还是该叫“中国结艺”。黄永松坚持己见，认为民间的东西只要上口就好，上口就有人缘。事实和时间证明，黄永松的坚持是对的，这期杂志刊发之后，中国结一下子流行起来。

　　正是黄永松赋予了“中国结”新的生命，让中国编结艺术从不起眼的装饰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