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有铁官”——济南市莱芜区古代冶铁管理机构

　　冶铁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铁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铁器时代。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郭沫若在我国古代史划分的研究中，也提出：“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铁器不仅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种原料”，而且冶铁业也是古代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其冶铁管理机构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济南市莱芜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冶铁中心之一，其冶炼之盛，历代典籍及县志中均有记载。时至今日，钢铁依然是莱芜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在全国钢铁行业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莱芜地区古代冶铁盛况，笔者曾撰写《嬴牟炉火照天地》一文(载2020.7.14《济南日报》)加以介绍。本文则着重从古代莱芜冶铁管理机构的设置加以探讨。

　　从现有史料得知，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绝大多数时间朝廷都在莱芜设有专门管理冶铁的机构。

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管辖碑拓片

莱芜小北冶遗址

莱芜仙人山重修安期仙人祠记碑拓片

明嘉靖《莱芜县志·莱芜铁冶都提举司纪绩碑》

　　《汉书·地理志》载：“嬴，有铁官。”汉武帝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冶铁专营

　　嬴，即现在的济南市莱芜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在今莱芜区设置“嬴县”。

　　秦之前，各国的冶铁业，官营私营并存。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在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冶铁业官营专卖政策。《汉书·食货志》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从这里不难看出，秦朝是实行冶铁官营专卖政策的，朝廷在产铁的郡县设“铁官”专营铁器的铸造和售卖，如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就“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史记·太史公自序》)。虽设“铁官”，但除了政府专营外，经政府批准，也允许私人冶铸。

　　汉朝建立之初，基本上也是实行冶铁官营和私营并存。《汉书·食货志》载：“汉兴，循而未改。”因为允许私营且获利巨大，就产生了一些私营冶铁的大富豪，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蜀的卓氏、临邛的程郑、南阳的孔氏、鲁的曹邴氏等，就是战国晚期因冶铸而大发横财的“暴发户”。这些“暴发户”或“富至巨万”，或“富至僮千人”。

　　到了汉武帝时，汉武帝鉴于盐铁商人“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朝廷却“用度不足”(《史记·平准书》)。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从元狩三年(前120年)开始到元封元年(前110年)，用了10年时间，汉武帝一步一步地“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汉桓宽《盐铁论·轻重》)，将冶铁收归官营，不准私人冶铸，“私铸铁器……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有敢私自铸造铁器者，在其左脚趾上挂上数十斤重的铁钳，并没收铁器及铸造用的器物。实行冶铁专营后，朝廷根据各地出铁情况，设置铁官进行管理：“凡郡县……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后汉书·百官五》)。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全国设有铁官处共50处，其中山东地区有12处。当时的泰山郡包括今泰安市、济南市莱芜区和钢城区、临沂市蒙阴县一带以及济宁市兖州区等地，共有“县二十四”。这24个县中，仅在嬴县后标明“有铁官”。

　　之所以在嬴县设置“铁官”，是因为那时的嬴县冶铁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且颇具规模。1972年，在莱芜区牛泉镇亓省庄寨山西边的山坡上，出土了一宗汉代农具铁范24件。据山东博物馆的报告认为：“莱芜铁范的组合，反映了上承战国、下启西汉中期的铁农具范的特点，应属于西汉前期。”“因此，我们认为，莱芜铁范是西汉前期，即西汉政府还没有在郡国设立铁官，实行铁器官卖时的铸范。”“(莱芜)铁范经北京钢铁学院和中国冶金史编写组观察，结果如下：铁范是西汉前期的农具铁范，原料为生铁……含锰较高，含硫量较低，当系木料为燃料的产品。含硫量(0.028%)很低。就是从现代冶铁标准看，含硫量也是很低的。这说明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冶铁经验。”(《山东省莱芜县西汉农具铁范》，载《文物》1977年第7期)

　　东汉章和二年(88年)，皇帝下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后汉书·本纪·孝和孝殇帝纪》)铁官废除之后，官营和私营同时存在，莱芜冶铁业继续发展。当时全国产铁和冶铁的主要地点记载有32处，其中山东地区有鲁国、泰山郡的嬴、琅琊国的莒、济南国的东平陵、历城等5处，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唐肃宗时，朝廷设置“莱芜监”《元和郡县图志》载：“汉置铁官，至今鼓铸不绝。”

　　唐初，冶铁实行官管民营的方式，朝廷对矿冶收税。《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唐开元六年(718年)，莱芜县令赵建盛率领民众在县城西北15里处开凿人工运河普济渠，用船来运送铜铁，兼济灌溉民田之利。莱芜历史上的这条运河，在明末清初就已经“矿闭而渠亦塞”，但从现在遗存的港里、下港、安家台、谷家台、验货台等地名村名，还依稀可见历史痕迹。《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朝宰相李吉甫于唐元和八年(813年)完成的一部全国性地方总志，其卷第十“兖州莱芜县”条目记载说，“汉置铁官，至今鼓铸不绝”。汉朝在莱芜设立了管理冶铁的官员，到现在炼铁铸造的产业绵延不绝。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军用浩繁，财政日渐紧张，便决定设立盐铁使，加大对盐铁的征税以聚敛军资。唐乾元元年(758年)，设盐铁使，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的第五琦为首任，掌盐铁专卖兼及矿冶。上元元年(760年)，刘晏继为盐铁使。第五琦和刘晏都十分善于理财。《新唐书·食货志》载：“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朝廷设置盐铁使，各州府设置盐铁院。莱芜县当时属兖州，朝廷在兖州盐铁院下设置莱芜监。莱芜监具体设置于哪年无考，但应在朝廷设置盐铁使的同时或稍后不久。此举使政府收入大增，有力地支持了唐朝廷的平叛战争。

　　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流寓》载：“韩翃，字君平。天宝十三年(754年，笔者注)杨玄榜及第。仙人山有唐碑，字多剥落，内有贞元五年(789年，笔者注)公以中侍御史都知淄兖屯冶，仍带斯邑等语，后仍书中侍御史韩翃。则公至仙人山明矣。”韩翃为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唐贞元八年(792年)应鲁西冶事王摇光之请，撰《安期先生祠记》(载民国《莱芜县志·金石志》)，并将其刻碑立于仙人山上。

　　位于莱芜区高庄街道的仙人山，因仙人安期生在此修炼成仙而闻名。管理冶铁的官员为何将石碑立于仙人山?盖因从那时起，管理冶铁的官员和百姓就把安期生供奉为“炉神”了。这种信奉活动，到了元朝时达到鼎盛。元朝时，每到秋季，管理冶铁的官员便带领僚属及冶户，抬着牢礼到仙人山上安期祠前，举行盛大的祭祀“炉神”活动，祭祀结束后，才“凿石起炉，伐木为炭，熔矿成金。迄来春之仲，程课斯告毕”(元曾文秀《重修安期真人祠记碑》，载民国《莱芜县志·金石记》)，直到来年仲春，才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唐朝时的莱芜监，只是负责矿冶的监管，其主要官员由州官兼任，官署设在兖州，由主管副职按时到莱芜巡视，催办税收。

　　宋初，复置“莱芜监”《太平寰宇记》载：“在兖州莱芜县之界，古冶铁之务也。”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朝廷把莱芜监设在冶炼场所比较集中的牟汶河北岸、大型露天矿矿山之南，即今莱芜区凤城街道。在此修建衙署，委派官吏，从此，揭开了莱芜铁冶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在后周监址上复置莱芜监，主管莱芜矿业，下设铜务冶和铁务冶。《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一部著名的地理总志，其中记载：“莱芜监，在兖州莱芜县之界，古冶铁之务也。管一十八冶，县、监不相统。”《太平寰宇记》还记载了莱芜监的大致面积等内容：东西115里，南北110里;管理的冶铁户有主户(相当于老板或投资人)562户，客户(相当于技术人员和雇工)1889户;管理的铁矿有3处，冶炼场有鲁北冶、铜务冶、杏山冶、安仙冶、汶阳冶、鲁西冶、汶南冶等18处。现在，这些冶炼场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从有些地名还依稀看出当年的一些历史人文信息。

　　由于莱芜监冶场多，产量高，冶铁技术熟练，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监之一(其余3处为徐州大通监和利国监、相州利成监)。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莱芜出现了一个冶铁大户吕规。吕规(1053—1100年)，字正臣。时济南人京东路刑狱李昭玘在《吕正臣墓志铭》中写道：“乃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钦定四库全书·乐静集·卷二十九》)吕规招募工匠劳徒，伐木锻铁，制成器物供人使用，他所锻造的器物，比其他人铸造的尤为精密。他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同样的钱，在其他人那里只能买到一件，在他这里可以买到三件，其他人赚三分利，而吕规只赚一分。居住在京东路的人家，无论是使用的工具、农具，还是家中的炉灶以及用来防御的器械，都是吕氏铁匠坊制作的。

　　北宋时期莱芜的冶炼铸造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今泰安岱庙天贶殿前有两只大铁帑，铸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由莱芜监铜务冶李冕主持铸造。整个铁帑装饰繁缛而精细，美观而大方，实属少见。铁帑体态庞大，但外表光滑，找不到一道铸合的缝隙，代表了当时冶铸技术的水平。

　　元初，设“莱芜铁冶提举司” 后升格为“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

　　莱芜冶铁的发展，带动了莱芜监周围的日益繁荣。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莱芜县治由今莱芜区羊里街道城子县村迁至莱芜监址。金代铁冶管理机构情况无考，但从蒙阴县钟山寺的大铁钟可以看出，金代仍然在莱芜设有管理冶铁的机构以及当时高超的铸造工艺。此钟腹上有铭文：“泰安州莱芜县铁冶务宋斌，匠人谢恩、娄升、王宣、刘灿，大定二十八年五月造。”钟为生铁铸就，造型独特，纹饰凸棱相连，与宋代大铁帑一脉所出。

　　元代建立后，加强了冶铁业的官办地位。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立“莱芜铁冶提举司”。提举，原意是管理，宋代以后设立专门管理某项事务的官员，即以“提举”命名。“铁冶提举司”即专门管理冶铁事务的机构，长官即称“提举”。元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李谦(1234—1312年)的《莱芜铁冶都提举司纪绩碑》(载明嘉靖《莱芜县志·碑刻》)写道：“至元甲戌(1274年，笔者注)，翰林学士徐公琰，以陕西行中书省部中来充提举，始立官冶。秩五品。发户三千，专给冶事，复其户调，仍减其租税之半。立为三监，曰通利，曰宝成，曰锟铻。监设户丁，燃炼铸熔，举无遗策。”

　　据元代《元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公署记》碑文(民国《莱芜县志·金石记》)记载：元大德二年(1298年)，朝廷裁撤济南之商山提举司，并入元固、富国二监，将一千多冶户并入莱芜提举司，更名为“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总部设在莱芜，秩升正四品。合并后的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几乎管理着整个山东的矿冶，冶户四千余，是历史上矿冶管理级别最高、管辖范围最广的时期。当时，全国输铁在600多万斤，而莱芜就有118万斤。当然还不只有这些，“若转运司之□□，武备司之军器，公家岁用，多取给焉。余所以瞻民器者，不可胜记。”

　　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下设三监，各监下又分别设有官勾司正官勾、副官勾、典史、秤子、什物库子、煽炉提领、摧差头目等大小职务若干。

泰安岱庙天贶殿宋代铁帑

岱庙大铁帑铭文

　　明初，继续设莱芜铁冶都提举司“在县东南八里，南冶庄大石山下”

　　明初，沿用金元以来的政策，继续设置莱芜铁冶都提举司。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载：“在县东南者，乃明铁冶提举司治所也。”民国《莱芜县志·古迹》载：“明铁冶提举司，在县东南八里，南冶庄大石山下，宣德年间革。署前戒石铭残刻犹存。”大石山即今高庄街道小北冶村黄石山，此山又称黄山、八宝山。山北曾出土过提举司公署房基石和残碑2块，碑额残存“兴□莱芜铁□之□”等字。据《明史·食货·坑冶附铁冶铜场》(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载：明洪武七年(1374年)，全国置铁冶所13处，岁输铁746万斤。山东仅有莱芜一所，每年输铁72万斤以上，占全国年产铁的近十分之一。

　　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莱芜铁冶都提举司被朝廷废除。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提举司虽然被废除，但基层政府的县级衙门中依然有官员“兼任冶事”，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滋阳人鲁邦教以举人任莱芜教谕，其在政务之余，纂修县志，时莱芜知名文人吴来朝称其“鲁公英龄博雅，士类耆鉴，鼓铸之暇，成此懿举”(《重修莱芜县志序》，载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这说明，莱芜冶铁仍然“鼓铸不绝”，只是没有了以前的兴盛。(作者：刘恒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