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打开被折叠的时间

　　作为已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拨人，牙医余华、裁缝残雪、邮递员孙甘露，因职业身份特殊，在“1980年代先锋作家群”中形象鲜明。其中当过十年邮递员的孙甘露，以超强的文本实验性，似乎在先锋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的《信使之函》和《我是少年酒坛子》被编进了教材，过了三十多年还在重印。

　　2023年，已近20年未发表小说的孙甘露凭借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2024年3月，话剧《千里江山图》首演，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广泛关注。

　　白云苍狗，文学恒温。新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仿佛一位作家的阅读史、写作史、心灵史，一部记录文学黄金时代的“口述史”，那些“被折叠的时间”次第打开，呈现的是文学的迷人风景。

　　好吧，你终于向书籍、向幻想寻求慰藉

　　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写作的兴趣或许都是从阅读开始的。

　　1966年进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文革”十年，孙甘露都在上学。“六十年代末，对我来说是孤寂的，我随着父母在上海各处挑住处并且短暂居住的经历，愈发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战争在远方，也在不远处，就在你的床边。孤寂和忧虑令你向什么屈服?向少年时代的玩伴?向小圈子?这些东西只是使你更加孤寂。好吧，终于向书籍、向幻想寻求慰藉，它们把你摆渡至胡志明小道，或者西贡，更远的巴黎(它最初就是这么进入我的视野)，乃至美国。”

　　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阅读，在部队的孩子中间流传的一些书里，孙甘露渐渐建立起阅读的兴趣，而真正喜欢上文学，则始于“文革”结束之后。彼时，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出版，包括翻译小说和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对孙甘露而言，阅读的“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就是所谓的“四大名著”之类的东西，虽然因为时代原因，当时读的很多都是残篇。另一个源头是俄罗斯文学，它们给了孙甘露一个文学的启蒙。“而俄罗斯文学里有一个影响我写作的很重要的人，或者说使我对文体有所追求的人，就是屠格涅夫，他对大自然的描绘，那种态度，以及那种文风、文体，对我影响很大。《猎人笔记》既可以说是一本散文体的游记，一次丛林经历，一次对大自然的描绘，也可以说是作家内心的一个记录，更多意义上一个精神活动的记录。第一次，你就发现他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怎么具有了一种内心的色彩，它讲的是一个很表面很外在的东西，但是好像说的不仅仅是他说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东西被打开了，有一些东西被拉开以后有阴影了，有层次了。”

　　阅读日渐宽广，那些美好的作品“纷纷坠落心间”，“就小说来讲，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卡尔维诺和俄国的屠格涅夫、高尔基……这份名单太长了。”在和陈村对谈时，孙甘露说到印象很深的《红与黑》，因为，“《红与黑》让人有一种感觉：在你一向看到的社会秩序下面，一定是有一种你不知道的东西的。这个东西是和你接触到的东西对抗的。”在和小饭对谈时，孙甘露直接说：“我想推荐你读一下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安东尼·伯吉斯的《现代小说佳作99种》、西里尔·康诺利的《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它们的优美精妙甚至使我想抄一遍。”

　　在僵硬的现实里，用语言打开一个世界

　　中学毕业后，19岁的孙甘露被分配到邮政局。先在邮政局的技校读了两年，毕业后正式去邮政局上班。送信、送电报、送报纸、卖邮票，凡是邮政局里有的活，孙甘露差不多都干过，“从1979年至1989年，前后十年，直到我开始写作进入作协工作为止”。

　　1985年，上海作协举办青年作家讲习班，26岁的邮递员孙甘露与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上班的金宇澄、在商业站搬卸货品的阮海彪、在纺织厂搞机修的程小莹都成为其中一员。讲习班结束，每人要交一篇作品，孙甘露交出了《访问梦境》。这篇“特别不像小说”的小说在《上海文学》1986年9月号发表，随即引发热议。加上后来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富有语言实验性的作品，孙甘露和余华、残雪等一起，作为“1980年代先锋作家”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虽然并非科班出身，但孙甘露在念小学中学时就“开始写一些作业之外的幻想性的东西”，拿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当素材，想象一个故事。事实上《访问梦境》之前，孙甘露写过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但发不出来，“很可惜，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把它们全部烧掉了。……对我个人来说，《访问梦境》并非来自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久的酝酿。”而《访问梦境》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所以直到2009年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孙甘露还说，如果一定要选一部自己最钟爱的作品，还是这部最早发表的《访问梦境》，“对于先锋派小说，人们现在一般考虑的都是文体问题，比如叙事方式、时间、视点等等，当时我们这批人也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无疑，这都是中国的先锋派在革新上的努力。此外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它多少也包含了一种回避，回避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叙说方式。基本上，它是一个态度问题。在僵硬的现实里，用语言打开一个世界。”

　　对于从《访问梦境》开始确立的一种实验性很强的诗意的语言，孙甘露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认为，被阻断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文革”后被再度认识，是白话文写作遇到的契机，但是历史的创痛和迅速市场化的现实又使它归于琐屑的日常消费，“语言的诗意再度面临质询，历史仿佛重新被界定为无用，而诗意仿佛是这无用的导览因而愈加无用。现实的危机加剧了语言的危机，其实它们是共生的，一如活报剧之于救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写作是从个人内心出发的，是写作者心灵的内在需要

　　如果说学者们对“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有着文学史意义上的阐释，那么孙甘露对“先锋”自有来自个体生命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先锋文学是面向未来的，重要的是能秉持一种先锋精神，“历史的制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对写作者而言，除了强烈的历史感，还应该具有超越历史制约的一种自觉，也许这正是先锋精神之所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我觉得写作是从个人内心出发的，是写作者心灵的内在需要。”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相比于很多“高产”的作家，孙甘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在《千里江山图》之前，他甚至有近20年没有发表过小说。

　　阅读和写作当然从未停止，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众头衔之外，他还一手打造了思南读书会这一新崛起的上海文化地标。2008年，身为《上海壹周》总策划的孙甘露，甚至在爱马仕男装发布上“走秀”，轰动了上海滩。

　　孙甘露祖籍山东，出生于上海，并且一直生活于上海。对于城市和生活其中的人的观察，无疑是其“自我观察”的一个路径，“这个城市的生活有日常的压力，很好理解，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顾忌，要写作、上班、开会、编报纸……很多人可能把时间单位分成每月有一个工作量，每年有一个总的工作量，三年到五年希望获得一个晋升，然后花几年读了一个MBA……这是他的时间单位，但是我不这么看。人的一生最终来看，无非就是你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代，跟父母、朋友的关系，跟后代的关系，从这个单位来看，时间就可以放缓一点。当然钱是好东西，多多益善，但是我看到太多的为此焦头烂额、痛苦不堪的人，要我这样过一生，我觉得太愚蠢、太可笑了。如果天气很好，我想去晒晒太阳，并不一定要到五星级宾馆的游泳池里去干这件事情，我可以骑个自行车到小河边吹吹风。现代人总是被环境牵着走，不管是文化上、观念上、形态上，哪怕是日常的态度上，变成工厂里压出来的模具一样，我喜欢做鞋子，就一辈子做鞋子好了，但是现在就认为不可以，没在这个管道里被压一下，你的人生就好像失败了一半。”

　　生活于如此匆忙的城市和时代，孙甘露却希望自己能“落伍一点，慢一点，少一点”，在和郜元宝的对谈中，孙甘露说：“就我的个性来说，整个的生命状态，都处于那种随随便便、兴致勃勃、生趣盎然、永远新鲜的审美境界才好。写作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人从日常功利的纠缠中解放出来，达到这种审美境界。如果要通过写作去获得某种功利，比如说，去继承，或者模仿某种传统，那还不如不写的好。我们的写作难道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吗?生命在流逝，生活在继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写作，永远只是人类的生命和人类的写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属于一种伟大的生命和写作的诗性传统。我只想在这样的生命和生活的传统中做一个伴水而坐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