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花灯调》不仅是我创作的理想，还是我人生的理想

　　刘庆邦的最新长篇现实主义力作《花灯调》，在出版之前就先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上架后，读者跟随刘庆邦走进一个偏远山村，看一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如何带领村民走出贫困、奔向富裕的故事。近日，刘庆邦接受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专访，谈《花灯调》背后的创作故事，包括小说中的历史感和未来感、小说中新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特别是他为小说所做的两方面准备等。过往大半生的经历，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积累，也化为一种使命，而在革命老区遵义市实地生活、采访的那段经历，则让他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

　　记者：《花灯调》的主人公为什么是向家明这样一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而不是周志刚、夏方东，甚至郝思清这些男性形象?

　　刘庆邦：写这部书的时候，就事先有了一个想法，或者说事先有个构思，我觉得要写脱贫攻坚，或者说要写山乡巨变，最好要塑造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全国有五十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一般政治站位高，有着广阔的视野，有着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我觉得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想写一位驻村第一书记。

　　书中提到的那几个人物都有原型。周志刚这个人物让我非常感动，他很早就开始带领村民修路，简直就是一个英雄，但是我觉得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更合适。驻村第一书记带有统帅性，不仅对脱贫攻坚有统帅性，对整部书的素材都有统帅性。让我惊喜的是，向家明的原型人物是一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比起男性驻村第一书记，更容易出彩，更容易让人感动，更有艺术性，更有文学性。我去遵义定点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每天都在跟她聊。除了跟她聊，我跟她一块走村串户，翻山越水，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塑造这样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文学形象。

　　我要把向家明塑造成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咱们一直提倡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那什么是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呢?正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什么是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刚才我说到了，有坚定的信仰，有不变的初心，关键有新思想、新作为、新担当、新奉献等一系列的“新”，才构成了这个新人形象。我觉得这些“新”都在向家明身上体现出来了，这个新人形象简直是活灵活现的，或者是血肉丰满的、光彩照人的，这些形容词都用也不为过。

　　记者：在小说里，向家明其实是有成长过程的，一开始想当检察官，结尾主动留在高远村，为那里更长远的未来谋划、行动。

　　刘庆邦：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给她戴光环，并不是一味地拔高，我要写她的七情六欲，写她的儿女情长，也就是说，她有她的局限性，她也想职务升高，也想多挣工资，遇到一点小事也跟丈夫发脾气、使性子，平常她又是非常可爱的、率真的，爱唱歌，一些女性所喜欢的她都喜欢，情感很丰富。像写喜欢小狗的那些细节，都是我亲眼所见。她看到一只小狗喜欢得不得了，还要跟小狗同框合拍，吃饭的时候偷偷喂一下小狗，这些细节我觉得都很说明这位女书记善良的心。这些多方面的形象就是一个立体的形象了。

　　这里我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小说，一是有历史感，二是面向未来。历史感就是赓续红色血脉，这个地方是遵义，遵义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路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我写他们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参观战争纪念馆，这些都是小说的历史感。再一个就是面向未来，小说中高远村的石林，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建成公园，为这里的乡村振兴开先机。在写结尾的时候，我考虑到要立足历史和现实，但是要面向未来。

　　为《花灯调》准备大半生

　　记者：您在《后记》中提到，准备了大半生，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花灯调》在您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刘庆邦：我觉得一部长篇小说肯定要做充分的准备，没有充分的准备，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可能写出来。

　　这个准备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叫不自觉的、被动的、长期的准备，就是指作家的人生经历、人生经验。他们问我为《花灯调》准备了多长时间，我说准备了大半辈子，不光是技巧文字的准备，还有生命的准备、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等一系列准备。这个准备就是不自觉地，我还没写小说就开始做准备了，就开始积累了，我觉得这个准备特别重要。因为有长期的准备，小说才容易厚重，根才扎得深。

　　另一个准备，就是自觉的、主动的、临时的准备。这个指的就是我去遵义定点深入生活了。这两个准备都非常有必要，或者说叫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我长期生活在北京，对农村的脱贫攻坚不是很了解，听说的都是一些表面的、粗线条的，要是把它全部写下来，必须去扑下身子定点生活去了解，这太有必要了。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去遵义生活，这个长篇我写不出来。

　　写完以后，我觉得心里非常踏实。比较起来，我之前的一些农村题材小说，反思的多，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的多，这一部小说我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写的。李敬泽说过，日本的川端康成写的是日本美，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这个评价主要是针对我的一些短篇小说而言，但是也对我有启发，作为中国作家，我们要写出中国美来。那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就是真正体现了中国美，它是中国的一个奇迹。

　　《花灯调》不仅是我创作的一种理想，还是我人生的一种理想，作为刘庆邦的人生的一种理想。创作的理想就是说，非常想写一部自己想写的、对得起自己的作品，和时代匹配的一部作品。所谓人生的一个理想，就是不再受穷，人不再受穷，家庭不再受穷，国家不再受穷，整个国家能够富起来，然后强起来。知道穷离我们并不远，知道富来得多么不易，特别珍惜，所以写作的愿望特别强烈，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一个创作优势。

　　感情的付出是双重的

　　记者：写作《花灯调》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体力上的，还是情感上，还是创作技法上的?

　　刘庆邦：写每一部作品对自己都是一个挑战。它是一部长篇，我需要写好几个月，每天专心致志地写。

　　我给我自己总结，我写这个长篇有三个优势。第一个，我吃过苦，我从小吃过很多苦。第二个，我不怕吃苦，我七十多岁了，到一个山村去定点深入生活，住在人家驾校的一个宿舍，睡硬板床，自己烧水，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克服困难。这个时候到那里，千万不要讲条件，千万不要摆作家的谱，一定要放下身子来。我历来认为我自己不怕吃苦，因为我从小吃的苦太多了，在农村吃苦，在煤矿吃苦，我都过来了，比较起来，吃这点苦算什么，这点苦不算什么，所以说我不怕吃苦。第三个，我从1972年开始写第一篇小说，拥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写作经历，因为长期地写作、长期地训练，应该说起码知道小说怎么写。

　　我对自己的体力还比较自信，能够坐下来坚持写作。我习惯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投入写作，早上写写，上午写写，下午休息，还是很注意调整。有时候担心自己体力不支，但是写完以后觉得意犹未尽，所以说还可以。

　　我写完这个长篇以后，又陆陆续续写了七八个短篇，正在陆续地发表。因为写短篇像短跑一样，有时候更考验人的体力，说明状态还可以。

　　对《花灯调》投入了很多感情，这是真的。像这种主题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怕没有文学性，就怕写得很生硬，容易主题先行，容易概念化，容易凸显政策，容易简单记录过程。我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说文学性是主题写作的生命，或者说文学性是主题写作的价值所在，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学性，那么你的主题写作就是失败的，那么我就一定要把文学性深化。

　　文学性是怎么取得的呢，就是情感化，就是投入情感。任何小说写作的审美都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我们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为了表达情感，那么这样的主题创作也是表达情感的，所以说我对这个长篇、对主人公向家明投入的情感太多了。这个感情的付出，是双重的。驻村第一书记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付出这么多的情感和泪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情感和泪水，我夫人在帮我打印的时候也跟我一块掉眼泪。这种流泪，我觉得是一种幸福的眼泪，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这部长篇小说有改编电视剧的潜力，希望有识之士能把它尽快地改编成电视剧，那样就受众更多，覆盖面更多，会更好，有这么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