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记载的“乐”地，便是济南的前身

　　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从中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诞生起，便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甲骨文记载的“乐”地，便是济南的前身。其实，早在三皇五帝时代，“乐(泺)”字就与古老的济南、古老的乐舞文化有了不解之缘。

　　纵贯3000余载的刻骨遗存

　　查诸史料，济南第一次亮相于正史，是《春秋·桓公十八年》的一条记载：“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说的是公元前694年鲁桓公与齐襄公在泺地会晤的一个历史事件。“泺”，就在济南老城区一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泺，齐鲁间水也。”晋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曰：“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入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八·济水二》中注解了泺地之所在：“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

甲骨文有关“乐”地的记载

　　早在晚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济南印迹。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先生就从商代甲骨卜辞中辨识出代表水名的一个“泺”字，这个字就是济南的趵突泉、古泺水。此后，又有多条与乐(泺)地、泺水有关的甲骨卜辞被破译。兹列举两条：

　　(一)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亡灾;

　　己酉卜，在乐贞，今日步于丧，亡灾……(《甲骨文合集》36752)

　　(二)……卜，在泺[贞，王]田，衣[逐亡灾]。(《甲骨文合集》37562)

　　这两组卜辞，均为商王帝乙(子羡)、帝辛(商纣)时期的卜辞。

　　第一组卜辞是商王征伐人方(即夷方或尸方，分布于山东、江苏一带，与商战争频繁)的卜辞。这组卜辞是说，丙午日，在“商”地占卜，问：今日去乐地，有没有灾难?占卜结果为没有;到了第四天，也就是己酉日，又在乐地占卜，问今日前往丧地有没有灾难，结果也是没有。

　　第二组卜辞是田猎卜辞，是说某日在泺地占卜，问今日出去狩猎，有没有灾难?占卜结果为没有。商王离开商都千里迢迢到商朝控制范围的边界狩猎，看似休闲娱乐，实则借以观察外敌的军事力量、地形地貌，平息危害自身的不安全因素，伺机扩充自己的国土范围;同时也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对外敌起到震慑作用。

　　至于“乐”地之所在，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专家、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恩田《甲骨文中的济南和趵突泉》(《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提出，“找到了甲骨文中的地名‘乐’就是《春秋》中的‘泺’的确凿证据”，“乐”就在济南。

　　从上面两组卜辞可以看出，处于夷商交接地带的乐地，无论是商王征伐东夷，还是另有所图的狩猎活动，都扮演了一个支点和跳板的角色。商王朝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济南，是因为“济南地处泰沂山脉的北缘，古代济水(今黄河)和小清河的南岸，历来是扼控鲁北地区陆路和水路交通的要道……济南一旦失守，向东几乎无任何屏障可以据守，商人以此为大本营，是有其深层考虑的”。(方辉《史前文化之岳石文化》，《联合日报》2018年10月20日)同时也可以推断出，3000多年前商王反复驻跸于乐地，这里已经是一个物阜民丰、环境优美、人们安居乐业且地势安全的理想之所。这种境况世代绵延，数百年后，鲁桓公与齐襄公在此会晤，大概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晋永嘉后，济南郡治由章丘东平陵城迁至今济南城。

　　至于乐地具体之所在，有学者认为在趵突泉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在泺口一带，各有道理，但大体不出泺水的流经范围。笔者倾向于趵突泉附近。2010年7月—20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距离趵突泉公园不足2公里的刘家庄遗址M 121、M 122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兵器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郭俊峰等《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 121、M 12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早在2003年，考古人员在趵突泉附近的旧军门巷发现了陶甗、陶鬲足等商代器物，揭开了此地为一商代聚落的冰山一角。聚落中心何在?由于趵突泉一带3000多年来一直是人类聚集地，或被扰动消失，或被古今各类建筑设施压藏于地下，相信随着城市考古的开展，总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绵延4000多年的悠扬金声

　　191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任家庄出土了一组西周中期青铜器，其中有虘钟铭文曰：“唯正月初吉丁亥，虘作宝钟。用追孝于已伯，用享大宗，用泺好宾。虘□蔡姬永宝用邵大宗。”其大意是：在正月的第一个吉日丁亥这一天，做了这套宝钟。用来追念已伯，用来祭享本家族嫡长子一系的祖先们，用音乐在宴会上助兴。虘和夫人蔡姬永远宝用此钟，以光大本家族。可以看出，“泺”在这里是音乐之意。1975年在莒南县大店春秋晚期墓中出土9件铭文相同的青铜钟，其铭文有“以泺其大酉”之句，其“泺”亦代表音乐。“泺”有两个读音，一作luò，一作pō。据《说文解字注》，读luò时，专指济南泺水;读pō时，同“泊”。两件青铜钟上的“泺”字，与“泊”无关，应与济南泺水有着某种关联。

虘钟铭文拓片

　　要厘清音乐与“泺”的关系，恐怕要从上古时期舜帝曾长时间居于济南寻找答案。济南是大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诸多学者都作了论证。虽然“舜耕历山”的具体地点迄今尚无定论，但从其空间、时间上分析，大舜曾耕稼于济南历山是没有问题的。(张华松《济南古代舜祠祭典及恢复举办祭典的意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舜帝不仅是一个出色的首领，中华道德创始人、中华文明奠基人，而且是一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诸多史籍对舜帝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作了记述。如《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广雅》亦云：“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舜之所造。”《世本》：“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说舜帝是五弦琴、箫这两种乐器的创造发明者;又如，《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传说上古歌谣《南风歌》为舜帝所作，其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表现了大舜祈求解民苦、富民财的仁济天下的情怀。再如，《竹书纪年》曰，帝舜，“作《九韶》之乐。”《史记·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史记·夏本纪》：“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舜帝创作了著名的《九韶》之乐，这首乐曲以其优美顺畅的曲调，展现出和谐吉祥的景象，以至于后来成为夏商周三代国祭大典的必备曲目，由此可见舜帝在音乐方面的造诣。

庋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虘钟

　　舜帝长时间在济南生活，也为这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礼乐文化不断在这里发扬光大。《礼记·乐记》云：“《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是说齐国的音乐，是从尧舜禹这三代遗留下来的声乐，齐国人懂得它，所以称为《齐》。而齐乐的第一传承地点，就在舜帝生活过的济南。

　　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看到了鲁国人为他表演的周王室乐舞，赞叹不已。尤其是在听到了舜帝的《九韶》之后，叹为观止。同时代的鲁国贵族孔子，当然在鲁国听到过这段音乐，然而，他在出使齐国时，在济南地区听到了更为正统的韶乐，让这位千古一圣如痴如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古代济南音乐基础之深厚，演奏之精妙，影响之广泛。

　　对于济南地区的乐文化，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也可窥见一二。比如，长清仙人台周代邿国贵族墓地出土乐器53件，其中编钟29件(包括钮钟18件，甬钟11件)，编磬24件，数量之多，完整器物发音之准较为罕见;章丘洛庄汉墓乐器坑出土的乐器有编钟、编磬、錞于、瑟、悬鼓、建鼓、小鼓、钲、铃等共149件。这座墓葬发现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乐器坑、西汉第一套编钟，6套107件编磬比过去出土的汉代编磬的总和还要多。乐器均为实用器，即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乐器，其中编钟为双音钟，编磬调高不一，被考古学家誉为“2000年前的地下音乐厅”。

　　春秋时期，齐国泺邑是久负盛名的乐舞文化圣地，这也不难理解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以“泺”代指音乐了。

　　种种迹象表明，古代济南乐(泺)地与我国古代乐舞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罗列上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文史爱好者的重视，并参与到研究中来，以大胆推测、小心求证的思维，去发现济南、认识济南、品读济南。(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徐祥法 刘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