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在小说里写考古在考古里识人心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长篇新作《听漏》，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刘醒龙继《蟠虺》后又一部以考古和青铜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通过田野考古现场呈现丰沛的考古和文物知识与两代考古人的命运纠葛，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变迁，通过对考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追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更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有评论家认为，刘醒龙“在小说里写考古，让社会热点在小说里有了应有的表现”，并且打造了一种集“知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抒情考古学”于一体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叙事新形态”。

　　将密集的考古知识编织进小说

　　《听漏》融入了很多考古和文物知识，正契合了当下的考古热。各类知识巧妙地嵌入小说，读来却不觉得是小说家在掉书袋，而是和小说情节巧妙地融为一体。

　　刘醒龙是湖北人，密集的考古和文物知识自然和楚文化有关。比如小说一开始写到楚学院众多办公室的命名，就颇有文化意味，“经过民主投票，大家一致同意，办公室一律不编号码，而用带楚字的成语制成门牌挂在各自门上。”而最早出现在小说中的一个神秘情节，也颇有“知识含量”：有人用甲骨文写了几十个字的一封信送到楚学院，信中说“楚学院与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工程，出现漏水迹象，应当及早处置，防患于未然”。

　　小说的主要内容，围绕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展开。这样的主要内容设置，自然会涉及到众多考古和文物的知识。而且不仅是知识，还需要在知识基础上有自己的推理和见解。“完整的九鼎八簋虽然成了两周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中写道，如何破解“九鼎七簋”中隐含的先秦文化奥秘，就此成了楚学院同人必须完成的一桩历史使命。围绕这一课题，楚学院专家学者、民间考古爱好者、听漏工、盗墓贼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除了有关“鼎簋”的考古知识性叙事，《听漏》中还讲到了有关“矰矢”“青铜方壶”“竹筒葬”“喝早酒”等多种楚地青铜器具或民情风俗的故事。尤其是小说主人公“马跃之”亲自到考古现场，识别现场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神秘器物”的过程，十分精彩。小说中的这一段，不仅涉及文献、出土文物等众多考古知识，还生动描述了一位考古学者以深厚学养“破解”神秘文物的惊心动魄，让读者对“矰矢”的历史知识和出土现状都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还有马跃之协助纪委打开神秘青铜方壶的过程，以及有关青铜方壶的种种知识和背后传奇，都是将密集考古知识编织进有趣小说的出色案例。

　　用传奇和神秘激活文学想象

　　其实刘醒龙对考古和文物的关注比当下的“考古热”要早得多，他家离湖北省博物馆只有一站路，他早已“不知进去看过多少次”。在为《听漏》写的创作谈《感受青铜的激情》中，刘醒龙写道：“2004年，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宝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心中即刻闪出一道文学的灵光。10年后的2014年，我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蟠虺》出版。从《蟠虺》到新近完成的写九鼎七簋的《听漏》，刚好又用了10年。……2022年秋天，我在汉阳鲁迅书店，遇见时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的方勤，听说我在写比当年的曾侯乙尊盘更加冷僻的九鼎七簋，他就从专业角度发问：湖北省博物馆里还有一套完整的九鼎八簋，为何要写残缺不全的九鼎七簋?对此，我不无玩笑地解释说，1966年在湖北京山出土的有史以来第一套完整的9只列鼎，一时间轰动文化界，但在礼制上与其相配的簋，只有7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缺少的一只簋，是后来因故丢失，还是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与生俱来的悬念，如同历史留下一支神来之笔，只要掌握好，对写作来说不算是事半功倍，至少也能得近水楼台之便。”

　　“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无法例外。”有趣的是，将从现实和历史中得来的众多考古知识“激活”成小说的，正是“传奇”和“神秘”。刘醒龙说：“一次在家里与孩子们聊起记忆中的听漏工，灵感来了。那是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的，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说完这些，自己就怔住了，随后便告诉孩子们：青铜重器之二可以写了。说完，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在上面敲出听漏二字。”

　　小说中，听漏工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并且勾连起小说中人物的各种故事和情感。“听漏”甚至成了小说的题目。刘醒龙表示，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当然，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自己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也包括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坏人到哪里都要干坏事，好人到哪里都会做好事，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事实上，不仅是听漏工，小说中的马跃之、小玉老师等人物都颇为神秘。对此刘醒龙表示，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将看不见的生命气质从肉体中提取出来

　　《听漏》虽有500多页，但情节紧张，悬疑感强，同时，小说也在历史谜底的揭开和情感身世的追溯中，展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辨。难得的是，在密集的考古知识、传奇的故事情节之外，小说还蕴藏着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对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

　　比如，小说中对几位人物身世谜团的叙述，其实蕴含着从历史深处贯穿至今的“情义”。刘醒龙说，两周时期最了不起的人文精神是春秋大义。后人说情义时，在背后支撑的文化伦理也是这些。《听漏》有一段闲笔，“武汉三镇的骗子都是文骗，不像其他地方的骗子，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武汉三镇的骗子还有点荣誉感，一旦被当众识破，就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高明，发一声哄笑，赶紧走人”。情义之事不只是高山仰止的高大上，而是溶解在人间烟火中，哪怕是街头巷尾的小骗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所表现。

　　书中人物王蔗说，“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能扛起青铜重器，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只能背个爱马仕包”。刘醒龙认为，对时尚的年轻女孩来说，这种理解也是在表达一种情义。在马跃之和曾本之那里，荣誉的天花板明明就在眼前，闭一闭眼睛，低一低头，就能触摸到，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抬起头，睁大眼睛，告诫自己这些是不可以越雷池一步的红线。“世上最大的骗子是自己骗自己”，在刘醒龙眼里，能认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一种了不起的情义。

　　除此之外，在写考古、文物时，刘醒龙也在小说中写了不少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比如，小说中写道：“在历史面前，最能体现王者之气的青铜重器非鼎簋莫属。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比如小说中还写道：“历史早已证明，巫师巫术盛行并不可怕，大家都信巫，人人都是巫，巫师巫术反而没什么可怕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位高权重的极少数人信巫扮巫，让本来不信巫的人们，成为巫的受害者。”

　　而在对历史进行深刻思考的同时，作者同样不忘对现实的反思。对于人人极为看重的青铜重器，作者就借由小说中清华大学的“黄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就说那么多的青铜重器吧，每挖出来一只，方方面面都要鼓噪一番，曲里拐弯地说什么三千年国宝重现人间，实乃当世之祥瑞。秋家垄这里挖出的青铜重器，从九鼎七簋算起，没有一百也有九十九，看来看去，最祥瑞的事情也就是天天喝早酒。就实物来看，称之为国宝不会有错，可就是不能往深处想。隔壁随州擂鼓墩挖出来的曾侯乙编钟，当初举一国之力进行铸造，这么做为了什么?是开疆拓土，还是造福万民?据说楚学院发明了一个骂人的话——鼻屎。这个发明好得很，很多人和事，其实就是鼻屎。有人可以让鼻屎挂在鼻孔中间，比爱说假话大话的嘴唇还炫耀;有人喜欢用手指捻鼻屎球，开两小时的会也舍不得松手。”

　　《听漏》有一句话，“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刘醒龙认为，如果换掉关键词，说“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接下来的话也是成立的。

　　《听漏》中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学描写，显然也寄托了作者的自我文学期许：“在贫穷且没有任何地位的时期，一介书生更容易显出知识的品格;相反，在既有点钱，又有点社会地位的时候，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青铜时代，读书人名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生死富贵。千年之后，有些话看上去似乎不再说了，有些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也看不到了，但骨子里依然存在。文学有责任将看不见的生命气质从肉体中提取出来，用修辞和故事进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