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身影——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下）

这幢二层小楼为旧时广智院院长别墅，后为省博馆长办公室。

作者幼时与父母及亲友在广智院月亮门前留影　冀刚摄于1962年

　　1954年8月15日，文化部文物局正式确定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为全国省级地志博物馆试点单位，这一天被视为山东博物馆建馆纪念日。2024年7月25日，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暨博物馆教育与研究研讨会隆重举行。笔者应邀与会，并根据采访要求撰写了本文。

山东省科教所出品广告

1992年10月1日，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纪念册。广智院的生活

　　1959年底，父亲成了家，馆里给分了房，父母及姑奶奶一同由南门前帝馆街搬进广智院，以馆为家，安顿下来，1961年春天，我便出生在这里。童年时代的我，仰望着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那代人中的大部分，一生默默无闻，有些后来成为各领域翘楚。在我眼中，他们都是邻家的伯伯、叔叔和阿姨，那样寻常，那样和蔼可亲。直到如今，在这座大院子里所看到过的林林总总、那些人和那些事，还时常在脑海中闪回。

　　当时的广智院以小礼堂为界，北为展览区，南为办公区，职工宿舍散落其间。展区北大门没有展览时呈关闭状态，几户人家从小铁门出入。办公区则经西花墙外的胡同从西门进出。胡同西侧便是省立二院，即今齐鲁医院和时为街办小冶金厂的南关基督教堂旧址，后为齐鲁医院营养食堂。

　　当时馆里上下班和做工间操还沿袭敲钟报时的传统。一口不大不小的铸铁钟挂在西门内一棵高高的老槐树上，敲钟的任务每每由传达员张大爷来完成。他吃住在传达室，面庞红润，脑门光亮，报时也精准。每当他用长长的绳索拉响铁钟时，树上和屋檐上的燕子与白鸽惊飞，盘旋在空中，动听的鸽哨声时近时远。

　　西门内左侧便是王冶秋当年作报告的小礼堂，“文革”时放映过幻灯片《沈秀芹先进事迹》，还上演过活报剧《一块银元》。后来成为馆长的卢传贞当时头扎羊肚子白毛巾，嘴上粘着假胡子，饰演剧中老爹，有着浓重鼻音的车英华饰演女儿。

　　小礼堂南侧是一长溜的两层办公楼，楼西头的楼梯陡峭，各部室人员都集中在此办公。办公楼南侧有幢两层带阁楼的别墅，外立面布满“爬墙虎”，旧时为广智院院长宅邸，后为馆长办公室，父亲曾办公于此。别墅南侧有小花园，每至春天，海棠花开，芬芳艳丽。

　　别墅东南方是篮球场和食堂。馆里篮球爱好者不少，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张学海便是其一。他个头不高，江南人，平时斯文，打起球来却生龙活虎。这块场地还用来进行拔河比赛。翻看历史照片和父亲的相册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民国时期的广智院，合影多在展厅门前台阶处;20世纪50年代的合影大多以小礼堂为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块球场成为职工合影的主场地。

　　食堂是座两面坡顶的红砖大瓦房，在广智院一派青灰色基调的建筑群落中属于异类，显然是后来所加盖。伙房与餐厅之间用玻璃木隔断分离。苏师傅是伙房的大拿，据说他旧时曾在大户人家当厨，后来做大锅饭也兢兢业业。食堂饭菜大都自己加工，所蒸窝头没有尖，而是用马口铁模具扣出来的梯形圆筒子。白面馒头不是半圆，而是一排安装在木板上的刀具切出来的准长方形，人们叫它发面卷子。

　　餐厅里除了几张圆形餐桌，还有一张墨绿色乒乓球台。后来成为汉画像石研究专家的蒋英炬球打得好，拉弧圈有些专业水准。餐厅北墙上有放置碗筷的木制多宝格，大伙吃完饭刷完碗，都将搪瓷碗、钢精勺、竹木筷子放在格子里，格子并非固定到人，却有条不紊，一点不乱。学考古出身的张其海吃饭时喜欢用西式刀叉，吃窝头也用刀切，再用叉子送到口中，他那副亮晶晶的刀叉在架子上格外醒目。

　　小礼堂与办公楼中间有青砖垒砌的带有顶棚的连廊，连廊东侧有月亮门，通向东跨院，也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东跨院中央是个空场子，有几棵参天大杨树，南北两端各有一排平房，南排平房东首住的是赵仲三，听父亲说他是位“老革命”。1961年，由省博物馆代管的省文物总店成立，赵仲三为首任经理。对他家的最深印象是破了坐垫露出棉絮的木转椅，还有一架落地钟，钟摆左右摇晃，嘀嗒作响。他家西邻是高洁家，院子里有四棵石榴树，盛夏榴花似火，秋日硕果累累。

　　院子北侧那排平房，中间有个拱形门洞通往我家，门洞东边是刘士荣和房志敏家，仅两间房子却是个独院，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门洞西边是模型组，标本和模型制作专家王因陈、刘天恩、牛仲山、董典之、孟振亚，青铜器修复专家潘成琳等都集中在此。60年代后期模型组门前木头案子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海龟，估计是要做成标本，经过处理后在那里晾晒。

　　过了门洞见到的第一户人家是杜明甫家。他身材瘦削，有着大大的眼袋，常穿深色中山装，不太爱说话，是陈列专家。杜宅北侧有幢与展厅连在一起的小楼，空间逼仄，楼梯狭窄，这便是徐眉生家。他身材微胖，有着大大的脸盘，见人面带微笑。

　　徐家西邻斜坡屋顶下是董典之家。他心灵，其子胖胖哥手也巧，会做各种木玩具。董家西侧是个玻璃花房，斜坡玻璃顶子上有苇箔，用来调节进光量。花房里没有崔健歌中的姑娘，护花使者则由胡大爷担纲。花房正对的南墙根下有石磨，周围邻居都到这里磨各种面。

　　从门洞进来向右拐便是我家。这原是展厅东南隅的配房，是间会客厅，有20多平方米，屋门朝东，面对广智院东花墙。屋北侧几米之遥是间半开放的棚屋，里面存放着20多米长的大鲸鱼标本，我每次回家，总是先隔着木栅栏看看这头大怪物，闻闻那里散发出来的奇特味道，长大后才知道那是防腐用的福尔马林药水味儿。

　　北院展厅北侧的那几户人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临街北墙都是高高的六角形窗户。郑钧培家每到冬天喜欢切下青萝卜头用水泡着养萝卜花，放在南窗台上，开出的小花金黄灿烂。长者们

　　对有些长者，我虽记不清他们具体住在哪里，但他们留在广智院里的音容笑貌令我难以忘怀。

　　像见人彬彬有礼、说话京腔京韵的王绪，是位“老北京”，生物学出身，遇事则亲力亲为。

　　后到烟台博物馆任职的李前亭，二胡拉得好听，《骏马奔驰保边疆》被他演绎得心潮澎湃。

　　后来成为国内知名考古学家的郑笑梅，平日笑容可掬，争论起问题来常常面红耳赤，据理力争。

　　后去青州博物馆任职、发现龙兴寺石佛有功的夏名采，在广智院时却喜欢开玩笑，更喜欢打毛线活，还常常是边走边打。

　　工作主要是写展览说明牌的杜显震，空余时间爱在扇面上写“江山多娇”“风景独好”之类，后来成为书法家。

　　法惟基平时常自言自语，临魏碑却是一绝。

　　从最早的文管会就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从事文物保管工作的刘敬亭，整理编著《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收录了馆藏1970片精品甲骨拓片，成为这一领域专家。其中每片甲骨上的释文均由刘长忠手书于拓片上，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清新隽永，而他只是馆里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会计。

　　考古发掘时遇到塌方被砸伤脖子的刘承诰，有很长时间戴着颈托上班，依然是那样乐观，后来成为字画、翡翠等杂项的鉴定专家。

　　后来负责办公室工作的王金惠硬笔书法极好，所刻蜡版可视为字帖。

　　资深讲解员邓学梦，解说起文物来字正腔圆、饱含深情，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两位先生先后调来省博物馆，后来都成为国内知名学者。一位是朱活。他身体矮小瘦弱，似无缚鸡之力，却是享誉国内的古钱币研究大家，他的《古钱新探》是这一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专著。另一位是吉常宏。他在馆里没几年时间，向全馆同仁讲授“文物考古与历史文献关系”和“古代汉语”。那时他负责馆里资料室，父亲带我去拜访他，说有问题可以直接向其请教，腹中空空的我当然提不出啥问题，他推荐我看《古文观止》。后来他参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并出版专著《古人名字解诂》，成为国内知名训诂学家。离开广智院

　　20世纪70年代初，广智院建筑群开始支离破碎起来。当时省博拥有了嘎斯69中吉普和大卡车，为方便车辆通行，那座月亮门和连廊遭拆除。花墙子也以安全为由将砖孔堵得严严实实。小礼堂也难逃厄运遭拆除，原地建起方头方脑的库房楼，以存放汉墓竹简而被称为竹简楼。广智院从此被拦腰斩断。1992年，省博迁新址后，竹简楼及其以南区域划归时为山东医科大学附院，即今齐鲁医院，那座院长别墅和两层办公楼随即被拆除。

　　1969年春天，父亲要随馆里全体人员赴邹平见埠村搞“斗批改”。为方便母亲照料我和弟弟，我家便从广智院搬至小清河畔的母亲单位宿舍。我留恋广智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离开后的最初几年，我常嚷嚷着父亲带我回广智院看看，找儿时的玩伴，看看那些老房子、石榴树和丁香花。1987年，我有了一台120海鸥4A型相机，所拍的第一支黑白胶卷便对准了广智院，并为父亲与那座他曾经办过公的小楼拍下一张合影。

　　1991年6月，父亲主持省博物馆工作。当年8月1日，千佛山新馆举行隆重奠基仪式。省文物局成立由局领导挂帅的新馆陈列领导小组，父亲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主持召开新馆陈列工作动员大会，布置分配展陈筹备工作。同时，督促建筑施工周期，从而确保了1992年10月新馆主体工程竣工，省里六大班子主要领导出席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与此同时，馆内日常工作照常进行，西院还举办了《孔子文化大展》《91世界旅游日暨首届中国旅游书画艺术节》《山东对外文化交流展》《山东民间文化艺术展》《人体与健康》等展览。因劳累过度，新馆工程竣工典礼一周后，父亲病倒在新馆现场。

　　1993年春，父亲退休后，依然对博物馆事业充满深情与眷恋。他回眸总结走过的路，也憧憬美好未来。他饱蘸笔墨，撰写《山东省博物馆简史》，收录于《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第二十四辑中。他还依据自己工作四十多年所积累的笔记、日志等资料，整理撰写出《山东省博物馆工作纪事(1952.10——1992.11)》，上起自科教所接管广智院之日，下止于他卸任馆长职务之时。在看似冷峻、枯燥与细碎的文字里，最有温度的是他对同事们为博物馆事业所作贡献的记述，字里行间中看得出他非常敬重那些学有所长，在博物馆各专业领域里取得成就的同事们，他为有这样一个集体而骄傲与自豪，为同事们所取得的每一项业绩鼓与呼。他的这些据实写作，成为馆史的重要补充与参照。

　　我家再次搬回到博物馆是在1979年，住进了西小院内刚刚建起的五层宿舍楼，与济南道院文光阁朝夕相处。这座有着九层石阶和西式门楼的小院原是座大四合院，20世纪50年代，王献唐曾居住在这小院的三间房子里。在我家住的这栋新楼上，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省博创始人之一的秦亢青，副馆长南玮君，老馆长卢传贞，书画鉴定专家、书法家关天相、陈梗桥，考古学家张学海、王思礼，考古学及古文字学家王恩田，文物摄影及暗房技术专家冀刚，第一代讲解员邓学梦、赵丽华、王晓燕，书画装裱专家杨正旗，古陶复原考古专家钟华南等，都与我家为邻。

　　当年与王献唐一同南迁的李义贵由文管会职工合并到山东省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工作到退休，他与我父亲住同一单元。与他一墙之隔的关天相，系民国济南画坛“四大家”之首关友声的族侄，广识博学，尤擅书法，金文最佳。

　　千佛山建新馆时也新建有职工宿舍楼，原本父亲是有条件搬新家的，但父亲没搬，依然住在这栋老楼上。无论卧室窗户还是阳台，都能近观济南道院的大屋顶。看得出父亲这一生能与广智院和济南道院这两处“国宝级”大院为邻，便心安理得。只可惜父亲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法给我讲更多的博物馆奇妙故事。(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源自山东博物馆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