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宋朝也未尝不是如此。那是一段繁华与离乱并存的岁月,一个富庶与孱弱并存的王朝。
宋朝始终是文艺气息浓厚的。士大夫阶层自不必多言,宫廷内也充满学习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氛围,普通百姓中也常见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的《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以文人士大夫的文艺生活为核心,通过描绘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村儒的日常生活,展现宋人的神采风韵。宫廷里的文艺气息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想要论述宋朝文化如何繁盛,需要具体的人和事物来填充。
如作者黄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言,司马迁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通过历史上形形色色各类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故事,娓娓道出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的中国历史文化之流风余韵。所以他写作这本书,也是少论述而多实例,以宋代各阶层文化人的文艺故事为叙事主线,特别是选取宋代文艺生活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主角,通过富有趣味性的逸闻和逸事,将宋韵文化的学术成果以通俗易懂、赏心悦目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宋代的文艺气息,自然要从大宋天子说起。
开宝八年(975)十月初一,在被宋军重重围困的金陵城里,南唐国主李煜派遣南唐文坛名重一时的文臣徐铉前往开封面见宋太祖,请求宋军停战罢兵。徐铉在宋太祖面前炫耀李煜的诗歌,说李煜的“《秋月》之篇,天下传诵”,还质疑宋太祖不会写诗。宋太祖从容淡定地说,有一年他在关中游历,醉酒之后倒在华山脚下的田间,醒来之后看到一轮明月升空,一时感触,吟出一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立马连呼“万岁”。其实宋太祖的文采肯定不如李煜,但就这两句描写月亮的诗句而言,比李煜的风花雪月大气多了。
这本书的开篇,作者先讲了一个徐铉面见宋太祖的故事,展示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文艺范儿”,由此开始讲述从“马上打天下”到“笔下治天下”的宋朝皇帝,以及这样的宋代宫廷的文艺生活。一个生动的细节是,作者通过对比宋太祖和宋太宗的肖像,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书中称,两者均是帝王气度,不过太祖的眼神中透露出不怒自威的霸气,太宗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心机。相比之下,太宗面容秀雅、脸色圆润,既端庄大气又雍容华贵,是人们最期盼的“太平天子”的气象。
“太宗身上这种太平天子的气象,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太宗的太平天子的帝王气度,是和文臣们一起写诗写出来的。”作者写道。他的诗作虽不及一流诗人,却也有几首可圈可点,比如一首《试赵昌国》:“秋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情景与意境甚至不输唐人。文艺的宋太宗,凭借一己之力,打造出了大宋王朝宫廷生活的文艺趣味。
后世的皇帝中,宋真宗的书法和诗歌都不错,宋徽宗更是一流的书法家、画家。从马上得天下的赵氏皇室慢慢成为喜好舞文弄墨的“才子天子”,风格也从粗犷转为唯美。
士大夫的“诗词社交”
皇室都是这么文艺,士大夫阶层更是如此。一个非常显著的文学现象就是,诗词是宋代士大夫必备的技能,也为宋代士大夫搭建了一个独享的社交平台。很多情况下,文人之间社交的方式就是诗歌唱和。如我们熟悉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诗词唱和,是熟人社交和远程社交的典范。诗词唱和在这个场域中起到的是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的效果。
在《诗词与宋代士大夫的社交生活中》,作者讲述了因“诗词社交”而关系改善的苏轼和王安石的过往。
元丰七年(1084),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多年之后,苏轼北归路过金陵,拜访了退休多年的王安石。
据说苏轼在金陵与王安石一起游览钟山,王安石见到几案上有一方大砚台,建议与苏轼玩“集句诗”的风雅游戏。王安石特别擅长“集句诗”,即将古人所写的诗歌里的句子摘出来,凑在一起组合成一首新诗。他的博学之才在集句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看这首《金陵怀古》: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黯然收。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度几秋。至竟江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这首诗句句有来历。如“金陵王气黯然收”,出自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物换星移度几秋”,则是把王勃《滕王阁》诗中“物换星移几度秋”稍作微调,最后一句出自李商隐的《夕阳楼》,全诗对仗工整,浑然天成。
苏轼不喜欢集句,不过这个诗歌游戏也没有难倒他。苏轼说了一句“巧匠斫山骨”,这句诗出自唐代中期的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刘师服,生僻却立意险峻,又贴合制砚的主题,所以下一句很难接。王安石沉思良久也接不上来,心里却默默点赞苏轼的聪敏。
这次见面的高潮是次韵诗的唱和。两人现存八首次韵诗,以第三组的两首诗写得最好,先看王安石的诗: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此诗前半部分写景,写眼前的青绿山水、沟渠纵横;后半部分从赏花转到哲思,看似在写花,其实是在借题发挥,引人深思。诗人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感知令人称叹。
这首诗押韵的字是“陂”“时”“迟”,且三四句还是非常惊艳的对偶句,使得次韵和诗作起来相当有难度。可即便这样也难不倒苏轼,苏轼的和诗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诗味上来说,这首诗远不及王安石的那首出彩,不过却恰恰体现了唱和诗的精髓:唱和的是人情世故。苏轼没有用华丽的技巧与王安石在诗才上一较高下,而是降低姿态,表示愿意用余生来追随王安石,大大改善了二人的社交关系。
“诗词社交”,风雅又实用。
文学的平民化和商品化
在宋代之前,文学基本是属于少数士大夫的阳春白雪,丝毫不沾染商业气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层出不穷,诗人、作家都不是为了赚稿费。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他们写这些传世之作,与经济利益毫不沾边。不过,在作者黄博的观点中,如果文学被当成一种商品,有了价格还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宋朝就是这样一个文字成为商品的社会。这一时期,中国基本上进入平民社会,文学已成为凡夫俗子们都可以享受的精神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提供文学服务的文人,也不仅仅是吃喝不愁的上层贵族。宋代急速发展的科举事业,造就了大批出身平民但又具有高超的文学造诣的文臣,以及普通人中也粗懂写诗作文的人。
“文学的平民化,是文学商品化的前提。文学的商品价值,本质上在于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独有的精神享受,而这种享受还可以花钱买到,尤其难能可贵。”书中写道。当文学的生产和享受的参与频次及参与人数扩展到足够大、足够多的时候,文学的商品化就具备实现的可能了。
我们从宋人的诗文笔记中能找到很多普通人“卖文”的故事。这本书中引用了宋代笔记《东南纪闻》中的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名叫朱少游的“诗客”,文思精敏,在街市上摆摊卖诗。有一天,一名士人让他以“掬水月在手”为主题写一首诗,他听后不假思索,马上吟诗一首,诗曰:“十指纤纤弄碧波,分明掌上见姮娥。不知李白当年醉,曾向江边捉得么。”“掬水月在手”是唐人的名句,朱少游把李白的典故化用其中,辞意颇为巧妙。
又有人“持芭蕉一茎”前来请他作诗,他即提笔写下:“剪得西园一片青,故将来此恼诗情。怪来昨夜窗前雨,减却潇潇数点声。”这首诗的语言并不怎么凝练,不过后两句的立意还算精妙,也算是中规中矩的一首古诗。
很多普通百姓也有诗文需求,正说明这个社会平盛繁荣,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外,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很高。宋代大城市里还出现了卖文的店铺。另一本记录南宋都城临安的风俗人情的笔记《梦粱录》载,南宋的临安城,“太庙前尹家文字铺”,就是买卖文章的店铺。南宋诗人陈藻在写给故乡友人的诗里曾戏称,经济拮据难以维持生活时,可以回老家开店铺卖文为生:“我家已破出他乡,如连如卓方阜昌。岂料囊金随后散,一齐开铺鬻文章。”可见,这也是文人的一种谋生选择,并且有人所赚润笔费还颇为可观。
爬梳繁杂的史料,作者黄博通过富有趣味性的逸闻和逸事将宋韵文化的学术成果以通俗易懂、赏心悦目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宋风远去,宋韵难再,好在宋人神采风韵的江湖传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