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并随着实践深入科学阐明了其丰富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关于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要求。随着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阐释不断“迭代升级”,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也有了更为系统全面的要求。
“加快”到“健全”——新质生产力的表述递进与内涵演进
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释并非开宗明义,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其相关论述的演进展现了四个层次的理论发展:第一,从“加快形成”到“发展”——明确了新质生产力是已存在并需发展的生产力;第二,从“发展”到“加快发展”——突显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增强,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速度迫在眉睫;第三,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第四,从“加快”到“健全”“因地制宜”“体制机制”的建设——表明随着实践的深入,在认识层面实现了从普遍化、单一性到差异化、系统性的转变,并探索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从酝酿提出到精确凝练,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经历了从具体到整体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经历了从单一到系统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演化是厘清关系与解决矛盾的过程。
第一,区域间协调与整体性发展的有机统一:同过去“各自为战”“诸侯争霸”式的区域生产相比,当前区域发展同整体发展的关联性更强。一方面,部分省份资源日渐枯竭、发展模式单一、本省难以协调;另一方面,社会化生产与统一大市场同生产要素配置失衡的矛盾不断显现,需要从整体到局部进行再调整。
第二,传统生产力到先进生产力的能动交替:传统生产力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传统生产方式,效益相对低下、联系相对孤立,而当前生产活动更加强调协调联动、以点带面。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以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成果联通三大产业,对内联通城乡区域优化布局,对外促进价值链的良性互动,使各领域间建立系统性关联。
第三,单一型要素向多维度要素的递进升级:当前经济生产面临传统要素效益减弱的局面,而新质生产力将重构传统要素并开发全新要素,以高精尖、新能源、新材料创造更大物质财富,提高多维度要素的生产效率,具有跨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演变: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具体要求。既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也关注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发挥好金融资本和扩大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筑牢实体经济基础。
“挑战”与“回应”——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与理论缘起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形成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国内经济内生需要与国际局势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时代充满挑战,挑战亟待回应。面对困难局面,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历史主动,主动出击破局。
人口问题——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年轻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青年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重失衡;机器替代人力成为时代趋势,劳动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生产领域对于从业者的技能要求不断升高,出现劳动岗位的供需失衡。
科技水平——我国在某些技术领域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体系。若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步伐未能与时代发展同步,可能会面临在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扩大或受制于人的风险。
收入水平——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已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然而,收入分配领域仍面临着不均衡的挑战,其全面优化与调整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当前收入分配形势仍需我们持续关注并努力改善。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变局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新影响,提出了新要求。
当今中国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步入中心圈层,一些守成大国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自身的威胁。政治上,一些西方国家大搞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地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经济上,一些西方国家提倡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施行技术封锁、制裁中国公司,企图重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在此情景下,中国亟须以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实现自我蝶变从而赢得主动。
“新质”必“先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定义与意图指向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概念定义蕴含着三个层次的意图指向:
首先,新质生产力以高新技术赋能更新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与传统生产力相联系。新质生产力强调“先立后破”——“先立”是强调传统生产力依然是当前经济的基底,需要承认与重视而非否定,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后破”是指当先进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能够衔接时再破除落后生产力,进而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的基本盘。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加强调“质态”的适应,使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最大化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通过革命性技术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组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能更新生产总值的结构占比。新质生产力注重优化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占比,推动总值的占比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一要避免经济结构“脱实向虚”:以基础科研、技术转化、金融服务新“三驾马车”扶持科技研发,促进平台共享,扩大产业规模;二要重点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技术性为底线,与高科技创新型制造业直接配套。在当前货物贸易紧缩、服务贸易扩张的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将越来越大。要争取使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达到50%,更好地服务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而优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结构。
最后,新质生产力融合了生态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大核心理念。以科技倒逼教育,以教育培养人才,以人才创造科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推动科技进步必须注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来支撑带动科技产业的研发创新,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拉动就业、提升效益、增加收入。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裕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会提高,会更关注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体制”与“机制”——新质生产力的推进方式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机制”概念,为我们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尤为重要,需要进行整体性与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作为全会公报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汇,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要求与实现方式——“建机立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通过“建立机制与完善制度”,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强化引领作用,并明确自身定位,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与优化,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是集中协调配置资源、有效发挥资源效益的体制机制,从体制层面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而新质生产力以科技为起点,以产业为实体,与新型举国体制高度契合。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也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助力经济发展“稳下限”“扩上限”。
深化市场改革——为经济发展“稳下限”。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资本,提升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建设有为政府——为经济发展“扩上限”。随着要素投入增加,必然面临报酬递减,市场难以有效解决,必须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弊端;强化政府统筹能力,巩固交通铁路、港口运输、信息设施等“硬基建”成果,同时加强社保、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软基建”成效,两种基建工作都做好,才能够保障社会公平,进而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全要素市场运作带来契机,扭转环境换经济的发展方式;努力构建完备、系统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财税、金融、战略规划部署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认识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入,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必将不断丰富;理念是坚定牢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刘洺祎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苏智杭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