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中的权与责”系列观察③“三方对话”探访主播岗位“行规”：“新打工人”的“逆袭困局”

　　【编者按】

　　不想做饭?外卖小哥转瞬即达;

　　着急赶路?网约车师傅已在门口静候;

　　想要购物娱乐?线上主播热情导购……

　　多元化的时代，各类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注入新活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权益保障、消费纠纷、劳动关系认定等新情况。

　　如何护航新业态及其从业人员发展?即日起，济南日报·爱济南推出“新业态中的权与责”系列观察。

　　12月26日上午，记者第一次与带货主播陶昕然见面，是在她的美妆专场直播间现场。助理坐在旁边助播，场控人员调整灯光氛围，运营人员紧盯仓库数据和线上流量走势。陆陆续续开播5个小时后，陶昕然下播，投入短视频的创作中。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带货、娱乐、教育、情感等不同类别的主播以及平台、公司。新就业形态在增加就业容量的同时，因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用工关系弹性化等特质，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冲击，也为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了新要求。

　　○对话带货主播

　　劳动仲裁里的权益斡旋

　　26日上午9点30分，陶昕然已开播了两个小时。“新品添加了水仙鳞茎、黄瓜等提取物。”谈及产品成分她如数家珍，从面霜质地的细腻度到涂抹时的触感，以专业且亲切的口吻向直播间的“宝宝们”娓娓道来。屏幕上实时滚动消费者的提问，“适合敏感肌吗?”“价格还有优惠吗?”陶昕然耐心解答，直播间氛围感拉满。

　　“入职这家公司之前，在四五家公司从事过主播岗位。”陶昕然向记者讲起了直播生涯中一次劳动仲裁申请的经历。

　　4年前，陶昕然与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她负责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开设的淘宝网账户直播带货。“我的劳务报酬由出场费和直播出货金额结算提成组成，按月计付。”陶昕然说，自己每天自行上网直播销售供应链管理公司产品，时间按照公司提供的排班表执行，货品价格由公司确定，当时直播使用的工作室及工具全部由公司提供。

　　“就这样直播了4个月，但公司始终不和我签劳动合同。”陶昕然说，离职后反复协商未果，她几经波折后通过劳动仲裁由相关部门最终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家公司也依法支付了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招聘陶昕然在网上为其销售产品，为她提供劳动工具、工作场所。主播也在公司安排时间里工作，服从公司管理，收取了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济南市朝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义说，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公司与陶昕然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双方关系具有从属性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而实际职场生态中，主播因未签订劳动合同和企业发生纠纷的案例还很多。”

　　○对话网络签约主播和平台

　　人气计件、有效时长的“终极较量”

　　“我们这一行，‘人气’高低直接关系收入多少。”说起主播行业的权益维护，已签约某传媒公司的网络主播张晓霞(化名)有着切身体会。

　　“你们签劳动合同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张晓霞和她的同事给出同样的答复：“只与公司签订《主播经纪合约》，公司每月按比例支付直播劳务收益，主要通过粉丝打赏获得。”

　　张晓霞介绍，直播平台可以基于主播的人气值运用算法技术，以“人气计件”方式规定主播收益。“我没有保底工资，只有突破一定的规定值后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她说，只有在线人数达到要求后的直播时间才会被算入直播时长中，并且只有单日或者单次直播时长达到要求，这次直播的时长才会被计算，“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付出都是‘无效劳动’。”

　　张晓霞的观点引起很多受访主播的共鸣，不少主播认为：“无效劳动”不被计入时长，签约主播的实际直播时长大幅延长，这很有可能造成主播过劳的问题。

　　26日下午，记者跟随刚下播不久的网络签约主播王米(化名)来到商场，他要拍摄一些情景短剧素材，用于账号日常更新维护。

　　“现在大部分直播公司考核，都是将直播时长定为工作时长。”王米认为，“这十分不合理”。因为主播们需要维持自身网络人设、保持粉丝黏性、扩大粉丝基数，这需要主播在工作之余进行额外的创作输出，这些额外输出的筹备过程，同样也属于主播们的劳动时长，大部分是没有被记录在内的。

　　走访中，记者得知，并非所有负责直播业务的主播都没有底薪。

　　27日上午，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位平台运营人员，提及直播行业“水深”，他坦言，“干这行不容易，有些主播是有底薪的，但常常因为‘有效直播时长不足’被扣除全额底薪。”他介绍，在主播与机构签订的合同中，通常会约定每月最低有效直播24天，最低有效直播时长120小时。看似每天直播5小时并不长，但是，有效直播5小时并不意味着直播时长为5小时。

　　“达到有效直播时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面对记者的疑问，运营人员介绍，这需要主播积极调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共鸣，精心打磨直播话术、妆容、场景等，且有效直播时长通常由机构单方面计算。他透露，“有效直播时长不足”已成为机构拒绝支付主播保底薪酬的常用理由之一。

　　○对话“主播孵化”企业

　　2元到3万元背后的“扶持大计”

　　记者在走访部分劳务公司和劳务市场、浏览招聘网站和小程序时，见到了不少有关主播招聘的岗位信息。

　　例如，招聘直播聊天员，按聊天时长计算收入，平均每分钟2元—8元，可提供“一对一”线上指导。“重生之我在喜马拉雅月入过万”招聘纯音频不露脸主播，1.5万—2.9万元。“抖音绿幕”直播带货，以文旅景区门票为主，直播费用350元。车企招聘直播主播，1.5万—3万元，负责促成销售转化。记者发现，不管是娱乐主播还是带货主播，多数招聘栏都明确标注了“纯绿色直播招聘”等字眼。

　　记者通过走访和电话联系不同行业且主营直播业务的公司发现，针对主播权益的观点，说法不一——

　　“不同主播、不同行业，细则截然不同。新业态的市场环境是讲利润收益的，竞争激烈，能者上庸者下。”

　　“目前公司在职的全职主播就是岗位正常工资，部分有收益主播才会涉及提成或奖励。”

　　“高端带货主播和泛主播不一样，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比如：普通的带货主播，直播收益占总额的20%，或者再低一些。相反，带货主播的粉丝越多、人气越高、流量越大、销量越高，那他们分走的提成就越高。”位于济南高新区承揽全国电商业务的一家贸易公司负责人张盛临介绍，企业可以向低粉丝量主播提供资源、平台、货源，也会向“大流量”主播邀约直播频次，洽谈合作事宜。

　　除了主营带货直播业务的公司，记者还走访了几家位于高新区主营网络主播业务的经纪公司。据一家经纪公司负责招聘主播的经理萧然介绍，网络主播的收入上限较高，但下限也低于其他就业类型，很多主播会用高强度的加班才能维持较好的收入水平。

　　“如此一来，怎样成为一名优秀主播很关键，我们正在大力推广主播培训类业务。”萧然介绍，公司负责主播的全方位孵化和培训。双方签的合同只局限于利润分配，对直播的时间、劳动量没有任何限制。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则“直播行业乱象”评论区看到一条上万点赞量的留言：“说好的月赚5万块，实际到账5000块。”

　　视界观

　　完善规则纾解“新打工人”之困

　　“大型MCN机构主播收入明显拉高了平均水平。”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坦言，但这些高收入“头部主播”毕竟占少数。“我们统计了今年的数据发现，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账号占比为所有账号的90%，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账号占比仅为0.5%。”这位受访者感慨，网络主播收入结构以月收入3000—5000元的中腰部主播居多。

　　对主播来说，不管是“只签授权”的灵活就业者，还是和平台签协议者，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难以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如此一来，他们大多面临“三无”问题，即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一方面，由于劳动关系不确定，处于较为弱势地位，无力抗拒不公平的平台规则，使其沦为新技术的工具。另一方面，职业保障缺失、抗风险能力低、议价能力弱，一旦发生职业伤害极易陷入困境。

　　近年来，以“新就业形态”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发挥了重要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对拓宽劳动者职业选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从业者在“互联网+”形式下所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

　　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指出，由于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出现模糊，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属性趋于弱化，导致新业态劳动者目前面临着多个问题和挑战。他认为，在劳动安全保障上，要对外卖配送、平台抽佣、主播权益等领域普遍建立职业保险制度。平台企业应主动完善算法规则的制定程序，通过职代会等民主管理方式，保障“新打工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