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需夯实法治根基

　　□杨　杰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为更加高效、精准地做好人才服务工作，提高各类人才获得感和满意度，打造强省会建设人才高地，济南市通过完善提升优化有关政策，在政策支持、平台建设、优化服务、区域协调、人才培养等方面基本建成了适合济南市人才发展需求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然而，随着国内外人才竞争趋势的不断加剧，如何进一步依法深化济南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新时代适合济南市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人才制度体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新课题。

　　法治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建成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必须走法治化之路。主要体现为：一是破除阻碍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法治保障。要建成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首先必须消除人才发展的政策性壁垒，改变人才管理的行政性路径依赖，破除人才评价“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理念，这都需要法治建设在先。二是实现人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法治化的制度保障。中国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正驱动传统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崛起。这一经济结构转型对高素质人才提出了巨大需求，但现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却难以适应。因此，亟须通过法治化的制度改革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三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发展的顶层设计需要法治化的制度保障。为达成“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关于2035年建成高质量人才制度体系的目标，国家层面应着力完善人才开发、人力资源市场、人才评价与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专门的人才工作条例。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必须走法治化之路。主要体现为：一是以法治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当前，破除“四唯”倾向、建立科学人才评价体系，是改革的核心难点。尽管国家层面三令五申，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旧有模式在部分单位仍根深蒂固，亟须通过法治手段确立客观、公正的新标准，为改革提供稳定保障。二是以法治拓宽人才发展渠道。政策落地是关键挑战。例如，山东省2013年就已出台《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主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如何落实则必须依靠法治化、精准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三是以法治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各地引才政策层出不穷。济南市要在其中占据优势，必须通过改革现有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确保在全球人才争夺中不落伍。

　　创新人才发展保障机制必须走法治化之路。主要体现为：一是破除现存人才流动机制障碍需依靠法治。当前，人才流动存在交易成本高、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人才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亟须通过法治手段加以解决。二是建立人才创业包容审慎机制需依靠法治。目前，人才创业的法治包容性制度环境尚不完善，创业失败“兜底”性保障机制也有所欠缺，亟待以法治构建更优的创业环境。三是破解人才发展科研成果转化难需依靠法治。由于科研成果与市场衔接不足，科研人员难以从成果转化中获得合理收益，创新动力受到抑制，因此亟须建设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法治营商环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法治化之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要想取得人才竞争优势，必须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法治化改革入手，依法建立适合本地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

　　要依法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机制。主要包括：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人才选拔、考核、任用等组织体系;二是依法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对内，要发挥全社会力量，引导人民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人才工作;对外，要建立国际化人才引进机制，优化国际人才在国内发展环境;三是要破除制度瓶颈，在人员编制管理、流动人才权利保障、职务职称晋升、劳务报酬及行政管理等方面敢于打破传统制度性“桎梏”;四是用人单位要讲诚信，对引进人才所作出的承诺，必须严格依法兑现，切忌“朝令夕改”，更不可人为设置“天花板”级苛刻条件阻碍承诺兑现。

　　要依法建立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成长机制。主要包括：一是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定人才评价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化和第三方介入的社会化评价作用，避免设立不利于人才发展的“内卷”式评价机制。二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常态化培养机制。对引进的人才，一方面要给予其充分的成长空间，切忌采取“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人才使用模式;另一方面要根据人才发展需要，给予包括本地人才在内的充分对外交流培训机会。三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流动的保障机制。对正常的人才流动，要采取开放的流动机制，切忌人为设置政策性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四是要依法建立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衔接机制。通过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让成果能够第一时间找到企业，通过设置与成果转化相适应的奖励机制，让人才“创”有所得。

　　(本文系2025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人才专项项目《济南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实践经验研究》JNSK2025ZC013B部分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