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为唐诗“立传”

　　著名作家赵柏田新著《唐诗传》近日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人的唐诗传”。赵柏田笔下，有群星闪耀的诗人群像，有大唐帝国的荣辱盛衰，有命运与历史交织激荡，有人在一个时代里普遍的遭遇和处境，那些灵魂的挣扎与生命的咏叹，那坚韧的精神力量，汇聚成一幅令人动容的生命画卷。“一个人的唐诗传”

　　记者：写唐诗的书很多，有的解读诗歌艺术，有的讲述诗人命运，有的阐释文学史的地位和意义，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部《唐诗传》?

　　赵柏田：《唐诗传》是我历时六年创作的一部散文新作，记录了我与唐诗相遇的无数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些时刻，是与千年前的唐人心神融通的那一刻，是被诗的力量击中的那一刻，是古典的艺文之光照耀下、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的那一刻。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部传记，采用这个笔法去写，也是向伟大的史传文学致敬。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人生的初年就开始与唐诗“相遇”。自宋以来，一代代童子都是背诵着唐诗长大成人。近五万首唐诗是中国人的情感源头，也是中国式审美的渊薮。就像莎士比亚之于欧洲，唐诗对我们是一个永远写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对于一个读着《唐诗三百首》启蒙、又生活在诗路文化带上的作家来说，年过五十后要去寻找一些属于生命本源的东西，唐诗就是我文学和情感的重要源头。

　　记者：书中写到了唐代各个时期的诗人，在书的整体构架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又是如何选择诗人和诗作的?

　　赵柏田：从初唐四杰、陈子昂经盛唐的孟浩然、李白、杜甫，再到中晚唐的孟郊、李贺，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唐诗流变。书名《唐诗传》确立了这本书的结构，既有《毛诗传》那样从训诂和考据着手的诗歌阐释，也有《史记》列传般为诗人立传的意图，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复合的文学文本，既解诗，又读人。解诗是为领略唐诗的璀璨高妙，读人是为呈现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处境，其间尤为关注的，是唐人的生命和情感。

　　史的层面上，这本书只能称为“一个人的唐诗传”。但写作一部唐诗编年史并不是本书的任务，作家的优长在于写人，由司马迁开创的伟大的史传文学，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学经验也是读人、写人，呈现人在历史中的种种情状。因此，大的结构确立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去写谁，怎么写。选择的首要标准，自然是这个诗人须站在诗歌史的重要节点上，是一个重要诗人。而另一个标准是隐藏的，要读完整本书才会发现：这些诗人都是相互关联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几乎可以组成一个朋友圈。他们在世俗世界和文学世界上下勾连，左右联系，在一种“友道”中传承着文学精神。比如在书的前半部分，读者会看到，王勃二十八岁英年早逝后，杨炯给《王勃集》写序，杨炯死后，宋之问料理杨炯后事。沈佺期与宋之问是高宗时代的文学双璧，骆宾王又是宋之问的忘年交。骆宾王还代笔成都女郭氏怒斥卢照邻负心。骆宾王参与扬州兵变时，陈子昂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杜审言离开洛阳贬吉州，挟琴起舞，陈子昂为赠诗集写序。陈子昂在老家遭诬身死，隐居终南山的卢藏用收养了他的两个儿子。等等。重建唐诗的“历史感”

　　记者：读《唐诗传》让人感受到很强的“历史感”，诗人和诗歌都被放置到了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因此比起单纯的诗歌艺术和文学史解读更让人体会到一种视野上的宏阔，对这种切入唐诗的视角，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柏田：对诗人和诗歌的标本式解读，一大原因就在于缺乏历史感。历史感缺失可以说是我们时代写作的一个重要表征之一。

　　历史感缺失，人的情感和价值自然也就虚无了。我们说阅读唐诗可以带来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经典帮助我们重建了历史感。历史感是作品中可以让人看得见过去，也能看得清现在和将来的东西，它来自知识和观念，又带着个体生命的认知，还必得有出于生命热情的体认。一个优秀作家身上，历史感和现实关怀从来都是一体两面。

　　我的经验是，解读一首诗，须得明白，诗人是在什么时候、地点、怎样的境遇下写作这首诗，大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这种诗史互证的方法，地理、编年和事件，是建立历史感的重要途径，凭着这三个点，我相信可以挂起唐诗的一张挂毯。

　　而更重要的，是在认知基础上，出于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历史想象力。历史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察人物情感和心理，循着草蛇灰线，去发现历史隐秘的结构，去重新组织历史。

　　记者：《唐诗传》中的小说笔法也特别吸引人，总有非常具体可感的情境，无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都有很强的代入感。比如《胡尘记》中写道：“对于杨国忠刻意隐瞒灾情，杜甫自然很不屑。”一句话背后其实既需要对杜甫诗歌的深入解读、对杜甫思想和情感的深刻理解，也需要对当时历史情境的深度掌握。这种叙事策略需要海量的文献阅读和消化，是一种极具难度的写作。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叙述方式?在唐诗的历史真相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之间，您是如何平衡的?

　　赵柏田：所谓“小说笔法”，正是历史想象力在纪传性散文写作中的运用。叙述方式，用行话来说，也是一种叙事腔调。《唐诗传》开篇《惊鸿记》，写王勃和长安少年一起参加春日游宴，“寒冷的冬天终究是离长安城远去了”。这是一个平静的陈述句，也包含着对冬去春来、大唐盛世即将开启的某种期待。来自我对初唐诗的一个认知。好的叙述方式，应该在这些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展开，就像尤瑟纳尔研究了古罗马的那么多文献，才在《哈德里安回忆录》的开头采用了这么一种语调：“马可如晤：御医叶懋仁甫自亚洲长途跋涉返回御园，我已于今早前去就医。”

　　当然，《唐诗传》是史传性散文，还是与专事虚构的小说不同，就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就是重返历史现场，“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就是以常理、逻辑推敲之，“入情合理”方为根本。

　　的确，这是一种极具难度的写作，需要写作者在海量的文献阅读和消化后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掌握。幸运的是，严耕望、傅璇琮、程千帆、陈贻焮、刘学锴、徐俊、陈尚君、郁贤皓等唐代文学研究诸家在文献整理上已为我们做了很多。后世的史传文学创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此我深怀感恩。

　　相信美的力量和广阔的心灵

　　记者：将诗人及其写作放置到历史处境之中，诗人的精神特质仿佛也能体现得更为鲜明，他们的哪些精神特质特别让您神往?

　　赵柏田：唐人行走在江南、塞漠写下的诗篇，或飞扬，或含蓄，或隐忍，或持守，处处展现着灵魂挣扎与生命咏叹，以及坚韧的精神力量。这或许正是唐诗永恒魅力之所在。因为唐诗的诱引，我推开了中古的大门，溯流而上，远处是更加幽深、苍莽的文学景象。

　　除了他们写下的不朽诗篇，让我向往并神契的，是唐人的家人伦常，以及诗人之间交往的“友道”，是那种对知己和同道的无私之爱。我在诗中写到了许多这样的场景和时刻。那是杜甫在长安思念鄜州家人的时刻，张子容在温州江心屿邀孟浩然饮酒、在乐成县守岁的时刻，是孟浩然招待王昌龄食河鲜槎头鳊，“食鲜疾动”，毒疮发作而死的时刻，还有杜甫在华州、秦州时，一次次梦见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到了成都，写《不见》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希望白了头的李白早日回到早年读书的庐山。君子处世，于家人朋友，俱见温存。

　　记者：您是否实地考察过某些诗人的足迹?在对唐诗的喜欢、理解和解读中，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给读者?

　　赵柏田：和《唐诗传》写作几乎同时，我对浙东唐诗之路分段进行了考察。我是一边读着诗，一边循着古地理进入唐诗世界的。这条诗路的水道从钱塘江经今天的杭甬运河可以一直通到我老家余姚。从曹娥江往南，沿剡溪就到了天台石桥，唐人传说中人神分界的一个地方。

　　我遴选了到过“越中”(浙东)的一百余位唐朝诗人的三百余首诗歌，准备描绘出这条诗路在浙东的衍变过程，以及中古诗人对东南的想象、回忆和书写。这本书不久后将与读者见面。如果说《唐诗传》的主题是诗与诗人，那本书的主题则是诗与地理。

　　诗人闻一多说，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我相信美的力量和广阔的心灵，会引领我们走向这一个唐诗世界。

　　记者：在您心目中，真正好的写作是什么样的?

　　赵柏田：我心目中理想的叙事，是一种书写中国经验、有中国气派的大叙事，它源出于中国传统叙事的风、雅、颂，又吸引了西方现代叙事的优长。它类似于一种百科全书风格的写作，却有更深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