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下三绝风雅传奇

百花洲

华山

　　古人云：

　　“代不数人，人不数首”，此言出诗人出好诗之难也。而在明代，济南却出了两位诗文大家边贡、李攀龙。另外还有一位刘天民，与边、李后先代兴，时人称他们：“历下三绝”。

　　这一现象引起文坛关注。如明万历年间著名学者董复亨便不无惊异地指出：“讵谓代不数人而得之明，明而得之三先生，三先生而又得之于历下，斯已奇矣!”

　　他将原因归之济南“山水奇秀”，因而“必多遒文丽藻之士”。(见《函山集》序)

　　边贡：弘正四杰 功启历下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号华泉，祖籍江苏淮阴。元末，其六世祖边朝用因避战乱，迁居于历城华不注山之阳。祖父边宁，官应天府治中。父边节，曾任代州知州。

　　明弘治九年(1496年)，边贡中进士，授太常博士，深得孝宗赏识。十八年除兵科给事中，虽重忤时贵，但他毫不退缩畏避。正德初年，边贡迁太常寺丞，因不善事刘瑾，正德四年(1509年)外放河南卫辉知府，五年改荆州知府，颇有治绩。六年擢山西提学副使，但因丁父忧而未莅任。父忧服除，正德十年起为河南提学副使，申条教，勤考校，士风大振。十二年以母忧归。

　　明世宗即位，边贡起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嘉靖七年(1528年)，转刑部右侍郎，不久又拜户部尚书。因久居留都南京，悠闲无事，乃游览江山，饮酒赋诗，夜以继日。嘉靖十年，右都御史汪鋐劾其纵酒废职，遂致仕回乡。其后在家乡筑万卷楼，蓄书籍、金石甚富。想不到嘉靖十一年，书楼为大火所焚。边贡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丧我也。”从此一病不起，于次年辞世。终年57岁。

　　有明一代，前后七子辉耀文坛。王士禛说：“明诗莫盛于弘正(弘治、正德年间，笔者注)，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华泉先生诗选序》)。所谓“弘正四杰”指的是明代“前七子”中的佼佼者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和边贡。由此可以看到边贡在明代诗坛上的显赫地位。而从济南文学的角度着眼，边贡的地位更重要，王士禛指出：“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边贡)、沧溟(李攀龙)二氏，而筚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同上)

　　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边诗的妙处正在于借鉴吸收唐诗在兴象情韵方面的成就，善于运用生动鲜明的形象(意象)表达丰富悠长的意味。而在各种诗歌形式中，他又以五七言律绝尤其是五言诗成就最高。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华泉诸体，不及三家，独五言绝句擅场。昔宋吴江令张达明与客论诗，其言曰：‘诗莫难于绝句，尤莫难于五言。欲其章短而意长，辞约而理尽’，华泉庶足当之。”而陈子龙则称边贡诗：“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皇明诗选》)

　　边贡对家乡济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致其弟子济南诗人刘天民、王诏的诗中说：“我济富山水，人称名士乡”(《春日卧病寄刘子希尹、王子孟宣》)。

　　在他的山水诗中，以描绘济南风光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在两次丁忧家居和致仕归乡之后，大明湖、鹊山湖、珍珠泉、趵突泉、千佛山、龙洞山、华不注、灵岩以及城郊田园，到处都有他的游踪和吟咏。边贡诗对于揭示济南的山水特点、发掘济南山水之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他写珍珠泉的诗《白云亭次滦江韵》：

　　曲池泉上远通湖，百丈珠帘水面铺。云影入波天上下，藓痕经雨岸模糊。闲来梦想心如见，醉把丹青手自图。二十六年回首地，朱阑碧树隔芳壶。

　　此诗为边贡丁忧家居时所作。白云亭，在珍珠泉上。滦江，即王珝，正德十四(1519年)至十六年官山东巡抚。王为滦江人，作有《白云亭泛舟》。见《历乘》。次滦江韵，即依照滦江的原韵作诗。珍珠泉是一个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泱泱大泉，其所在地乃德王故藩，其间碧瓦朱甍，面山带泉，台榭百年，轩桥四起。边贡不愧为精于形象营造的写诗大家，他着意展示的正是该泉这种华贵典雅、超凡脱俗的贵族气象。诗人把对珍珠泉的热爱与思念也写得真情款款，感人至深：在外地常年宦游，但却在做梦时也梦见一个真真切切的珍珠泉，以至于酒醉之后要想象着将它画出来呢!

　　刘天民：诗承杜风 心寄泉林

　　刘天民(1486—?)，字希尹，号函山。祖父刘璟曾任巩县县丞，以廉著。父亲刘绪，弘治五年(1492年)举人，选高邑知县，甚有政声。刘氏世居济南锦缠沟西岸(即今之顺河街)。正德二年(1507年)，刘天民乡试中举，正德九年(1514年)中进士。授户部福建司主事，不久又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依明朝旧制，吏部所用之人必得中试多年之后，而且调任吏部也不能做文选这个官职。刘天民名满天下未为旧例所拘。此后，他历任文选司员外郎、署稽勋司郎中、文选司郎中。

　　刘天民为官期间，政绩卓著，然而仕途坎坷，时遭不测。嘉靖三年(1524年)，刘天民因上疏指斥某官，评议朝廷，谪寿州。旧时凡京官外谪，出都门时以眼纱遮目。刘天民过吏部时，吏部大小官员皆在衙门外聚集，簇拥上前道别。刘天民摘下眼纱扔在地上说：“吾无愧于衙门，使诸君得见吾真面目耳。”众人为他饯行了整整三日。

　　在外省任上，刘天民亦鞠躬尽职。如在河南按察司副使任上，他分巡大梁，当时皇上命令刑部、锦衣卫审讯河南拘禁的重刑者1500余人，在刘天民的努力下，得到平反的将近700人。他曾经对人说：“我这辈子留给子孙后代的，只这件事就够了。”刘天民遭弹劾离开汴梁时，老百姓哭着拦住不让走，直到太阳落山时才出城门。

　　时人对刘天民的遭际深感惋惜和不平。如被称为“金陵四大家”之一的诗人顾璘称“济南刘希尹氏，清才卓识，蹈厉铨衡之司。无何，被谗媢出外，仅贰观察，位不副德。”(见《函山先生集·序》)其中原因，与他多有唱和的朋友、“嘉靖八才子”之一王慎中看得很透。

　　王慎中在谈到刘天民“屡摒而稍进，一进而辄斥”的仕途经历时，称其于“末学之行未习也”。这就是说，刘天民秉公行事，得罪小人，且不与权贵结交，不屑那些庸俗下作的官场规矩，所以总被那些精于权术的小人所算计。这是那个时代的弊端和悲剧。

　　刘天民诗文风格独具，时人称其诗“多关时事，颇有杜甫之风。”(乾隆《历城县志》)。他素与边贡交好，其女嫁边贡之子边习为妻。嘉靖十四年(1535年)，刘天民致仕回乡。辞官家居后，家乡的亲人，家乡的山水，以慈母般的胸怀，拥抱并抚慰了这个心灵饱受损伤的游子。而他则“日聚宾友，啸傲山水间”。

　　他回到锦缠沟别墅，四方贤士大多来拜访，座上客常满，他又常到南山秀丽处之吊枝庵即少微庄对函楼隐居读书，他还建有湖亭与月屋，并有别业在龙窝(今市中区青龙山下)。

　　刘天民少微庄别墅，山清水秀，流泉淙淙。他写下众多表达泉居生涯的诗篇，如《访吊枝山来往诗四首》其四：琪树午阴阴，石泉寒滴滴。憎兹烟火食，触我云霞癖。长啸学苏门，离形经墨翟。岁年将几何，忘意不教适。(清钞本《函山先生集》卷七)

　　又如《自适》其二：科头檀树阴，倚杖蓬门隙。岑寂少人怜，优游乃自适。木末数鸠巢，沙边看泉脉。云霞入始深，鹿豕混吾迹。其三：群峰出乱云，远水瀑新布。城市足所慵，林皋疾已痼。蝉鸣韵野弦，蔓草泫珠露。端坐学冥心，吾业亦云素。(明天启刻本《少微庄乐隐集·名公倡和集》)

　　玉树阴阴，寒泉滴滴，而刘天民在此数鸟巢，看泉脉，真是神仙岁月，怪不得他要在素淡天然的环境里尽享人生之趣，“端坐学冥心”呢。

　　刘天民诗，有《虫吟草》《闲居集》《刺寿吟稿》《游蜀稿》《田间集》《田间次集》若干种。殁后，其孙刘亮采并文汇刻，名曰《函山先生集》。天民晚年好为词曲，有《咸酸勾肆》一书，托寄感慨颇深。

　　李攀龙：明代冠冕 文坛领袖

　　李攀龙(1514—1570)，号沧溟，字于鳞，祖籍济南长清，自其曾祖父起徙居历城韩仓店。他九岁丧父，家境贫寒，勤奋读书。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中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不久升员外郎，又升郎中。这期间，他参与了吴维岳、王宗沐等人的诗社，又与王世贞、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等结识，正式形成“后七子”文学团体，李攀龙遂成为一代文坛领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秋，李攀龙出任顺德知府，有善政，三年后升陕西提学副使，因与上官陕西巡抚殷学不和，又有感于数次地震，遂谢病告归。隆庆元年(1567年)李攀龙出任浙江按察副使，不久擢为河南按察使，因母卒扶柩归乡，并因哀毁得疾，后心痛病突发病逝。

　　李攀龙一生创作了1400余首诗歌，各体兼备，尤以七律成就最高，堪称明代之冠冕。王世贞誉其诗品之高为“峨眉天半雪中看”(《漫兴十绝》);胡应麟称为“高华杰起，一代宗风”(《诗薮》);沈德潜评为“高华矜贵，脱弃凡庸”(见《皇明诗选》)。

　　李攀龙自幼生长在济南，31岁中进士后才离开，45岁后又辞官家居十多个春秋。他对济南的山水名胜多所游览，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大明湖是济南的风景名胜，也是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经常聚会和诗酒唱酬的地方，李攀龙曾经无数次地在这里游览宴集。我们且看他的《五日和许傅湖亭宴集二首》之二：青樽临北渚，一为故人开。此事成今昔，浮云自往来。花间移枕簟，镜里出楼台。忽就投湘赋，深知贾谊才。

　　五日，即阴历五月初五。许傅，即许邦才，他曾为德王府长史，故尊称其为“傅”。此诗为许邦才《湖亭宴集》的和诗，湖亭，疑即历下亭，因李攀龙曾捐资修葺。北渚，北渚亭，宋代曾巩所建，取杜甫诗“北渚凌清河”之意，一说为北极台(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一说为今之小沧浪一带(阮元《小沧浪笔谈》)。

　　首联“青樽临北渚，一为故人开”，意即美酒与胜景，都一应地为我们这对老朋友准备好了，请享用就是。情绪愉悦而感奋。而颔联却又将情绪导入幽谷，显得有些摇曳不定，含而不露，令人回味再三：今天的湖亭宴集已能分割出今日昨夜之别(意谓成为历史)，而天上的浮云却在径自飘来飘去。诗人摒弃议论，只是着意描绘人事与天象这两种不同的意象，这其中下一“自”字，尤为神来之笔，许是让人体会人事之匆促、局限与天象之自在、廓大，从而以形象的营造引发出读者深远的哲思。最后两联，情绪又复明丽、张扬，宴席中的客人不断地在花间更换着座位，因为如同明镜的大明湖水映照着亭台楼阁、水榭长廊的倒影，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春日游湖的姿容。最后一联，忽就，指一挥而就;投湘赋，指贾谊《吊屈原赋》，此处诗人以许邦才喻指贾谊，称赞他像西汉大文学家贾谊那样文思泉涌，才思敏捷。该诗充满了对大明湖良辰美景的热爱，以及对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抒写与赞扬。

　　作为明代最杰出的诗人，作为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今天的人们未必知道，李攀龙有三个最为响亮的名号：“历下”“济南”“济南生”。

　　好一位“济南生”呀，他的生前与身后，不知为他的故乡济南带来多少声望、多少荣耀。

　　在济南，流传着许多李攀龙的动人故事。

　　李攀龙在陕西提学副使任上谢病告归后，先是在鲍山之下筑楼以居，榜名“白雪”，取宋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义。后又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中筑楼，人称“湖上白雪楼”。楼建水中央，四面环以水，须以舟渡。楼分三层，最上层为吟咏处，中层居姬人蔡氏，下层为客厅。俗客来，则不放舟，李攀龙高卧楼上不出。若有文士到来，亦先试其诗文如何，那办法是“先请投其所作诗文，许可，方以小蚱蜢渡之，否者遥语曰：‘亟归读书，不烦枉驾也’。”(参见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轶闻类》)

　　回望明代济南文坛，边贡、刘天民、李攀龙“历下三绝”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虽仕途境遇各异，却皆以不朽的诗文创作，为济南这座“名士乡”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品读他们的诗文，仍能感受到泉城山水与文人情怀的深度交融，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已然成为济南这座古城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