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厚土沃壤里盛开的艳丽之花

　　□ 臧景亮

　　齐鲁大地乃文化之邦，在这片厚土沃壤里，地方志绝对算得上是一朵艳丽之花。走进山东省方志馆，心灵就被一种厚重感、充实感、真切感所溶解。

　　地方志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由孔子亲自编纂的著名史书《春秋》，就是国别史的一种。宋朝以前，方志尚未完全定型，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等历史传统影响，当时地方志机构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依附官方史志合一的各类编修机构，二是散布于民间的各种藏书楼等收藏编纂场所。

　　宋朝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方志日渐成熟、逐步定型，组织形式和规模超越前代，方志内容和体例也趋于全面和完备。不仅如此，宋朝还推动了独立方志机构的正式成立。北宋设立的九域图志局，被视作中国历史上首个由中央政权设立的专门修志机构，标志着独立志书编纂机构的正式成立，为后续方志馆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山东修志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最具代表性者有：于钦(1284年—1333年)、于慎行(1548年—1610年)、陆釴(1495年—1534年)、顾炎武(1613年—1682年)、孔尚任(1648年—1718年)。

　　生于山东曲阜的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清康熙年间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让他声名大噪的是他戏曲家的身份，一部《桃花扇》奠定了其崇高艺术地位。而不为人知的，他还是位方志名家，纂有《阙里志》二十四卷、《莱州府志》十二卷，被誉为志中佳本。

　　孔尚任以有别于前人的见解和丰富的修志实践，厘清了史与志的关系：方志与史在宗旨上相通，但体裁上有根本差异，明确指出“志者，纪事之书也，旨与史合，体与史殊”，强调方志虽以记事为旨趣，与历史记载目的相近，但体裁应独立自成体系，不可僭越正史格式。方志贵在繁简得宜：“凡人与事关系地方者，考辨不厌精详。”也就是说，凡跟所要记叙地方的人和事相关者，记载可以不厌其烦;而人们在史传中习见的勋业鸿文，如果与所记叙地方的人、事并不密切相关，就一概不予登载。在门目编排上，孔尚任匠心独运，这体现在《莱州府志》的新修中。为避免相杂、混乱、前后无序，他将府志分为十二纲，每纲一卷，纲举目张。纲目体是孔尚任对府志编纂的一大贡献。

　　山东方志编纂在明代获得空前发展。全省现存明代方志有通志1种，府志8种，县志55种。明嘉靖《山东通志》是山东省第一部官修通志。至清代出现了两次修志高潮，形成了定期修志制度，每隔60年须重修一次。据统计，清代山东省编纂的志书现存的共有通志3种，府志25种，州志43种，县志284种，乡镇志72种。有82种成为孤本。

　　在现当代，对山东方志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如董一博、王众音、王祝晨、席星加、刘乾昌等，后人不应把他们遗忘。

　　在山东省地方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者，当推刘乾昌先生。刘乾昌(1931年—1988年)，1982年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他结合编纂实践，撰写并发表论文50多万字。刘乾昌依古人志学思想提出，史的特殊功用在于鉴，而志的特殊功用在于用，所谓“方志为用，非为观美”。他反对形式化修志，强调实用价值，方志需服务于地方治理与发展。主张志书要以翔实史实取胜，不能以空洞议论取胜，方志的功用就在于其资料性。他举例，1862年(同治元年)发现过极光，旧志作了真切而生动的记载：“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全，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刘乾昌认为，就是在科学已相当发达的今天，遇到极光这种天象，能够作出类似真实生动的记载，也应当受到称赞。对自然现象应当如此记述，对社会现象的记述亦然。先生为后人留下41万字的《刘乾昌方志论文选》。

　　20世纪80年代，我所供职的那家大型企业有一个叫厂志办的机构，与我办公室相隔不远。常见到几位饱学之士，面对一堆资料，时而沉静地读，时而听见他们如孩童般争论。几年过去，一部十几万字的《厂志》赫然出版，内容翔实到就连第一台机床的型号、出产日期都丝毫不差，真正做到了钩沉历史、发微抉隐、详略得当、文清脉晰。

　　一位秦姓文友，在南部山区做了一辈子教师，退休后一直在为周围几个村写一部《村志》忙碌奔波。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为后人留下点痕迹，让他们不忘曾经生活的地方发生过什么。

　　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中国人从有文字记载起便以严谨态度编纂史书，这种客观性使中国成为唯一可信的古老文明”。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作为古老文明的基石，撑起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这座瑰丽大厦，也让如今提倡的文化自信更加具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