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阅读空间功能转型与社会价值探索

　　⦾受访人：共读书房创始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赵　勇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将全民阅读提升至法律保障层面，您如何理解其从“倡导性理念”到“制度性安排”的转变意义?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视角，您认为该《条例》将如何重塑社会阅读生态?

　　赵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从“倡导性理念”到“制度性安排”的转变，对民间阅读机构而言是重大发展契机。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民阅读不再是依靠社会自发推动的文化倡议，而是有明确法律依据、责任主体和保障措施的系统性工作，为民间阅读空间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视角看，该《条例》能够重塑社会阅读生态。一方面，它明确了政府、社会力量在阅读服务中的权责边界，避免了资源分散或重复投入的问题，民间阅读机构可以借助政策支持获取场地、资金等资源，更精准地对接社区、校园等场景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制度保障能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阅读服务，形成“政府引导、机构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生态，打破以往公共图书馆服务覆盖不足、商业书店盈利导向的局限，让阅读服务更贴近基层群众，尤其满足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的差异化阅读需求。

　　共读书房是扎根社区的阅读空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民阅读推进机制中，如何界定书房角色?与公共图书馆、书店等传统机构相比，其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勇：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民阅读推进机制中，共读书房的角色定位是“全民阅读中青少年阅读推广的践行者”。政府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顶层设计与资源统筹职责，公共图书馆侧重提供标准化、普惠性的文献资源服务，商业书店以盈利为核心开展图书销售与浅层阅读活动。共读书房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服务场景的“零距离”，扎根社区意味着青少年步行可达，能解决公共图书馆辐射范围有限、借阅不便的问题，尤其方便低龄儿童等群体。二是服务内容的“定制化”，可根据青少年的阅读能力设计差异化课程。三是社群黏性的“强链接”，共读书房不仅是图书阅读区，更是青少年交流互动的平台。通过定期组织作家活动、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让阅读从“个人行为”变成“社群活动”，增强书香社会的文化凝聚力。

　　作为共读书房创始人，您如何理解《条例》中“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条款?这是否改变了书房从“兴趣社群”到“公共服务节点”的定位?

　　赵勇：《条例》中提到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对共读书房而言是定位升级的“政策指南针”，它明确了书房从“兴趣社群”向“公共服务节点”转型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在《条例》出台前，共读书房最初是由阅读推广人组建的阅读推广机构，服务对象多为青少年，活动开展依赖个人资源，缺乏稳定支撑。《条例》出台后，共读书房的定位发生了本质转变。一是我们能以“社会力量”的身份正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承接阅读推广项目。比如承接当地文旅局的“社区阅读惠民工程”，获得资金、图书等资源支持，服务范围从青少年扩展到整个社区居民。二是定位升级也让共读书房的责任更加清晰。我们需要按照公共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建立完善的读者反馈机制、图书管理制度，确保服务的普惠性与公平性。这种转变不是对“兴趣社群”属性的否定，而是在保留社群温度的基础上，赋予共读书房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让阅读服务惠及更多人。

　　据您观察，青年读者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的核心需求是什么?《条例》提出“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等条款，那么实体阅读空间的价值是否发生了本质变化?

　　赵勇：在碎片化阅读时代，青年读者的核心需求是“高效获取有价值信息”与“寻找深度交流场景”的结合。一方面，青年群体日常被短视频、社交媒体等碎片化信息包围，他们渴望在短时间内获取经过筛选的优质内容，同时也希望能有机会跳出碎片化信息茧房，进行深度阅读与思考;另一方面，青年读者面临工作、生活压力，孤独感较强，他们需要一个能与同龄人群交流的空间，通过阅读找到情感共鸣与思想碰撞。《条例》提出“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并未让实体阅读空间的价值发生本质变化，反而凸显了实体空间的不可替代性。数字阅读的优势在于便捷性与信息量大，能满足青年读者碎片化获取信息的需求，但实体阅读空间能提供数字阅读无法替代的“沉浸式体验”与“社群互动场景”。比如我们为青年读者打造了“数字+实体”融合服务，读者可通过书房的数字平台提前获取图书摘要、作者访谈等数字资源，再到实体书房参与“深度阅读工作坊”，与其他读者面对面讨论书中观点，这种“线上预热+线下深度交流”的模式，既结合了数字阅读的优势，又发挥了实体空间的场景价值。此外，实体空间的“仪式感”也能帮助青年读者摆脱手机依赖，专注于阅读本身，比如书房设置的“无手机阅读区”，让青年读者能暂时脱离碎片化信息干扰，享受深度阅读的乐趣。

　　《条例》将每年4月第四周定为全民阅读活动周。如何才能避免阅读周的“活动化”“节日化”倾向?您认为哪些制度设计可以推动阅读从“集中宣传”转向“日常习惯”?

　　赵勇：要避免全民阅读周“活动化”“节日化”倾向，关键在于建立“短期活动引流+长期机制留存”的双重体系，让阅读从“集中宣传”真正转向“日常习惯”。从实践来看，可通过三方面制度设计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建立“阅读周+常态化服务”的衔接机制，将阅读周的活动作为常态化服务的“入口”，而非终点。比如在阅读周期间，共读书房会开展“阅读打卡挑战”活动，读者参与一周打卡后，可自动成为书房的“日常阅读会员”，后续能免费参与书房每周组织的“晚间读书沙龙”“月度书单分享”等常态化活动，通过长期服务留住读者，培养阅读习惯。二是推动“政府+社会力量”的长效合作机制，避免阅读周活动依赖政府单一投入。政府可设立“全民阅读长效扶持资金”，对民间阅读机构开展的常态化阅读服务进行补贴，比如根据书房每月服务人数、读者满意度等指标给予资金支持，让机构有动力持续开展日常阅读服务，而不是只在阅读周“搞活动、赚眼球”。三是建立“阅读习惯追踪”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读者的阅读行为，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我们书房开发了“个人阅读档案”系统，记录读者的阅读偏好、参与活动情况，定期为读者推荐符合其兴趣的图书与活动，同时为读者生成“月度阅读报告”，让读者直观看到自己的阅读成果，增强阅读的成就感与持续性，从而将短期的阅读热情转化为长期习惯。

　　(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　李娜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