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脑洞有多大》探究古人想象力的底层逻辑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央视《百家说故事》主讲人赵运涛出版了新作《古人的脑洞有多大：中国人想象力简史》，这是一部建立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知识上的通俗读物。

　　全书穿梭于志怪笔记与历史记载之间，系统梳理了古人是如何靠脑洞来解决现实难题的。作者把那些奇思妙想拎出来与现代科技生动对标，读者会看到周朝的偃师机器人如何演绎古代人工智能，秦淮河古铜镜怎样化身古代CT机，还有堪称古代电脑的七宝灵檀几……这

　　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法宝，背后其实藏着惊人且自洽的前瞻逻辑。这是一部有体系、有故事的中国想象力档案，也是一次对人类为何需要想象的温暖追问。

　　从有趣的案例到深层的文化阐释

　　记者：这本书的书名直接用了比较网络化的“脑洞”这个词，其实内容严谨扎实且有学术资料作为支撑。在学术严谨与大众传播之间，这本书是如何平衡的?

　　赵运涛：我理解的“脑洞”，并不是随便想、任意想，而是人在现实限制面前被激发出来的创造性想象。这个词比较网络化，能够迅速把读者带进来，但书里面真正要讨论的，仍然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古人为什么会这样想?古人为何如此具有想象力?这些想象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经验和思想?这实际是一部探究古人想象力底层思维逻辑的小书。

　　我在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要把“好看”和“可信”同时做好。材料层面，我尽量回到古籍文本，说明故事出自哪里、在什么语境中出现;解释层面，我会在分析古人的一个类型的想象后，探究想象力背后的动因。比如元代一本书中记载的“七宝灵檀几”，古人设想的这样一件器物，特别像一个可以检索信息、提供方案的智能终端，但我更关心的是：古人为什么会希望有这样一个东西?它回应了古人怎样的需求?

　　大众传播并不降低标准，它只是换了一种进入方式。我的做法是用有趣的案例打开入口，再把读者带向更深的文化解释。读者先被故事吸引，随后会发现这些故事并非猎奇材料;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人的生活压力、知识想象、价值秩序，也能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创意基因。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想象力不是在“无所不能”中生长的，而是在“有所不能”中爆发的。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触发点?

　　赵运涛：这个判断是在长期读材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开始我也只是觉得古人很多设想很有趣，后来越整理越发现，古人的很多脑洞大开其实并不是“瞎想”，而是历史生活的一部分。

　　材料多了，自然就能找出现象，发现规律。我发现古代想象力的高密度生长，常常发生在三种结构交叠之处：需求，古人真正想解决什么;限制，现实还做不到或者做不好什么;意义，社会希望通过想象证明什么。需求强、限制硬、意义重，想象力就被激发出来了。

　　比如古人想象可以把浑水变清的“净水珠”“青泥珠”，背后是远行、边地、水源不洁等现实问题;想象不用柴也能烧水煮饭的“常燃鼎”“自沸锅”，背后是燃料匮乏、劳力紧张和日常生活的压力;想象可以照见人体内部的“仙人镜”“照病镜”“验病镜”，则回应了疾病诊断中“看不见”的困境。

　　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触发点，可能来自我长期对古人日常生活的关注。我的另一本书《符号里的中国》，写的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理解器物、节令与礼俗等。写完那本书之后，我常常会想：如果日常生活中隐藏着这么丰富的文化信息，那么古人的“非日常”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现实生活做不到、做不好、做不稳的地方，会怎样展开想象?

　　于是我开始把古人围绕衣食住行、疾病医疗、交通远行、知识获取、战争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奇异设想系统地整理出来。越整理越发现，古人的想象并不是飘在空中的奇谈，它往往紧贴着最具体的生活需求，在现实限制下生长出来。想象力会关联伦理秩序和宇宙观念

　　记者：书中收录了大量令人惊叹的古人黑科技想象，从偃师的“机器人”到“CT机”古铜镜，再到“智能终端”七宝灵檀几。在这些案例中，您自己最被打动或最感到意外的是哪一个?

　　赵运涛：现代医学中，B超、CT、核磁共振已经让“看见身体内部”成为日常诊疗的一部分，但古人很早就在想象中提出了类似愿望。

　　五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朝术士叶法善有一面铁镜，叫“照病镜”，人生病了，用镜子一照，就能看见脏腑内部，然后就可以对症下药。唐代《杜阳杂编》的“仙人镜”，晚唐《原化记》中的“太湖古镜”，唐《松窗录》中的“秦淮河古铜镜”，等等，都是同类型的设想。到了晚清，《新石头记》里有“验病镜”，外形像架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通过更换镜片，可以分别看见骨骼、骨髓、血液、筋络、五脏六腑。这个时候，古代“照病镜”的母题已经和近代医学、照相术、解剖知识结合起来了。

　　我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国人想象力简史”，古人的想象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会随着时代的技术条件、物质经验和知识结构不断变化。

　　偃师的“机器人”设想也很有意思，《列子》中记载说，偃师为周穆王造了一个可以唱歌跳舞的木人。古人关于木工机械的想象和实践非常丰富，从自动木偶、水傀儡，到各种机关动物，都能看到技术经验和想象力之间的互动。

　　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主题是科学与想象力，我这本书有一章专门讲的就是古人的技术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我在书中写道：“技术”与“想象力”常常联动：一方面，现实中的技术条件为想象提供可供发散的基础框架，使幻想不至于完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尚未出现的技术形态往往会在故事与传说中被提前“试演”——虚构如同一个概念实验室，将可能性提前推演出来，为后世的技术突破预留思维空间。古代中国的木工与机关术便是这一“技术—想象”互渗机制的最典型领域。

　　这本书也算是押中了高考题了吧。

　　记者：如果把中国古代想象力放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您认为它最独特的是什么?有没有哪些想象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的?

　　赵运涛：这本书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我读一些外国人写的人类学著作的时候，就常常想，很多学者可能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古代，所以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常常缺少了中国的例子。而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把中国相关的内容补充上了，可以让全世界的读者更了解我们这方面的文化传统。

　　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想象传统，很难简单说哪一种想象“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但从中国古代材料本身来看，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它常常把技术想象、伦理秩序和宇宙观念结合在一起。古人关心的不只某个东西能不能实现，还会追问：谁有资格使用它?它应该服务什么价值?它会不会破坏秩序?

　　比如关于财富的想象，古人很少无限度地赞美“钱越多越好”。比如设想的“青蚨钱”，花出去的钱，可以飞回来，但买金银珠宝就不回来了，古人关于金钱的想象，常常有一个“度”的设定，钱不能太多，或者无止境地出现，但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主人公是孝子，在古人的想象中，拥有了“孝子”身份，就相当于有了“超级权限”，清代《坚瓠余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孝子叫薛琼，家贫，偶遇一老人，老人给了他一个“银实”，他拿回家，种下去，等到结出果实时，全都是银子。薛琼把结的果实当种子继续种下去，然后再收获，再种，一年的时间，薛琼就获得了无数的银子，薛琼没有私吞，他用这些银子周济那些家里有老人而不能赡养的人家。这个故事中，“银实”可以增加，且可以无限复制，前提就是主人公是个“孝子”。也就是说，要想表现“钱财”无限的想象，得有正确的价值观在：故事的主人公，要么是足够善良，要么是孝顺。

　　很多儒家的伦理以及释道思想都会对想象力有“牵引”作用，这是中国古代想象力很有辨识度的一面。

　　从古人的想象中照见未来

　　记者：书中说，古人还留下了更多脑洞大开的想象，它们像一张张“未来清单”。您觉得这张“未来清单”中还有哪些项目有待完成?

　　赵运涛：这张“未来清单”其实很长。比如古人想象过能够自动导航、自动识别方向的车辆和器物，今天已经部分实现，但真正安全、普及、可靠的自动驾驶仍然还在路上;古人也想象过可以远程观看、远程传信的装置，今天我们有视频通话和即时通信，但更自然、更沉浸、更低成本的远程共在体验，仍然还有很大空间。

　　还有一些设想，放到今天看尤其有启发。比如唐代《酉阳杂俎》记载过一面镜子，直径五寸多，很多人一起照这面镜子时，每个人在镜中只能看见自己，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像。这个想象非常有意思。如果将来能把这种技术应用在相机或镜面设备上，在人满为患的热门景点、打卡点，也许就不用反复排队避人。拍照时，镜头只识别拍摄主体，其他游客自动隐去;在健身房、更衣室、医院等公共空间，镜子也可以只映出使用者自己，既保护隐私，也减少多人共镜的尴尬。

　　书中还收录了非常多古人好玩的创意，比如“异地恋情侣钱”“防内卷灯”，记录人生行为的“业镜”，等等。

　　古人的“未来清单”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在这里：它提醒我们继续追问，现实中还有哪些限制没有被解决?哪些技术虽然能做，却还需要价值判断?哪些看似荒诞的想象，正在等待新的知识条件来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古人的想象，也是训练我们继续想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