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李格非《廉先生序》北宋传播证据——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籍研究中的问题（下）

　　□张硕

　　龙泉寺墙壁上的徐北文《龙泉赋》

　　晚清地图中的明水镇与廉坡村

　　进一步确认《廉先生序》所载“绣江李格非”即“明水李格非”的证据有二：一是《傅肇墓志铭》中“绣江太易先生复”的记载，二是李迥跋语，其曰：“迥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按：即李格非)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松修竹，溪深水静，得先生之居，拜谒先生，数幸侍侧。”二者均直接指向廉复的隐居地——今日的廉坡村。

　　前者可证隐居地处宋代绣江流域，绣江地理名称及村河位置关系至今未变。廉坡村正位于绣江源头净明泉北侧、百脉泉西侧，此即廉复被称为“绣江太易先生复”的缘由。后者则标明李格非家族居所与隐居地的方位距离。李迥自幼便常随叔父李格非沿固定路线西郊行三里至隐居地，由此反向推断李格非家族居所位于宋代明水镇，即今日明水古城附近，仍坐落于绣江源头百脉泉一带，这便是李格非自号“绣江李格非”的原因。李格非与廉复两位“绣江”人士居所相近，恰好可解释前者对身为隐士的后者知之甚详的原因。

　　对于李迥跋语，徐北文提出：“跋语……非常明确地说李迥的居家所在是在章丘……也许是李迥这一支居此，而其叔格非适在看望其二哥寓所，一起访问的。不过，假如没有更具体明确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反而给人以刻意寻找证据以钻空子的感觉。”这段表述本身留有相当余地，而依据结合语境理解文本的常识，徐北文也承认跋语能够说明李格非家族与廉复隐居地的位置关系。古人早有此论，万历《章丘县志》载董复亨言：“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按：即李格非)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这些都是合理的阐释。

　　纵观徐北文《李清照原籍考》全文，行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论证共分三步：一是提出《廉先生序》为廉复后人“伪造”的观点，以此削弱“绣江说”;二是考证出一条从历城流向章丘的“绣江”，以此消解“绣江”与章丘的强关联;三是卒章显志，以曲阜孔林石刻新材料中的“历下李格非”署名，坐实李格非、李清照原籍历城的结论。前两步都属于“解构”思路，占全文近五分之四的篇幅，最后一步属于“建构”思路，仅占五分之一。从行文表面看是这三步，但作者真正的构思其实始于第三步，也就是试图以“历下李格非”这一署名，彻底瓦解《廉先生序》的碑刻证据链。这种做法已经陷入逻辑层面的预设谬误，即将未经证实、存在争议甚至本身有误的假设作为论证前提，结论早已蕴含在前提之中，最终形成循环论证。此类论证方式带有较强的误导性，如果不做细致辨析，很容易落入其预设的论证框架，进而认同其结论。

　　实质上，徐北文论文先预设《廉先生序》为“伪造”，又预设“历下李格非”与“绣江李格非”是一真一假的对立关系，但这些预设完全不能成立，导致其行文每一步都难以经受住推敲。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辩驳。

　　首先，《珊瑚网》的证据可证明署名并非“伪造”。其次，徐北文的文章本身不仅没能证实《廉先生序》是“伪造或篡改旧文”，反而对元好问《济南行记》做了断章取义的引用。荣斌更是直接指出：“应该不是笔误，明显是一种主观故意”(《李清照里籍问题二议》)，这一批评相当严厉。徐北文在对“绣江”的认识上，的确存在令人费解的前后矛盾。2000年，他为章丘百脉泉龙泉寺重修撰写《龙泉赋》时，还写下“觅绣江水之渊源”“流水行云恍若易安居士之流连吟咏”;但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却完全推翻自己此前的观点，提出“绣江”的源头不在百脉泉，而在历城。

　　最后，曲阜孔林石刻材料记载：“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正月二十八日率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徐北文认为“历下”就等于“历城”，因此李格非真正的里籍是历城而非章丘。然而考诸史料，北宋年间“历下”的范围并不限于历城，它本身就是齐州的雅称，自然可以包含齐州下属各县。最直接的反驳材料，是北宋郭灏写于嘉祐六年(1061)的《重修夫子庙碑并序》，文中明确记载：“清平军(按：即北宋章丘县前身)实历下之属邑。”可见“历下”确实可以包含章丘。另外，成书于北宋的《宋高僧传》载“历下灵岩山寺”，由此可知“历下”也可包含长清。总之，“绣江李格非”与“历下李格非”并不对立，二者分别是县、州两级区域的里籍署名，后者包含前者。除上述证据外，本文证明李格非《廉先生序》正文是北宋文献，为完整的碑文证据链奠定牢靠基础，也击溃“伪造论”最后的防线。

　　近年来，“历城说”的立论者常以《贺仅墓志铭》作为支撑论据，同样存在预设谬误。这方墓志铭于2001年出土于济南南外环某工地，铭文开头刻有“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撰、和州防御推官知凤翔府麟游县事李辟非书”。铭文记载，贺仅卒于元祐二年(1087)，元祐八年(1093)葬于历城黄台里。有论者认为，贺既然葬于历城，就应当是历城人;且铭文说：“散大夫贺公既卜葬，其子使来请曰：‘吾先君在里閈，于子兄弟为最敬且亲，子宜为吾先君之铭。’”论者提出“里閈”指街坊邻居，因此撰文的李格非自然就是历城人。

　　这一推论的谬误，在于预先默认贺仅的埋葬地就是他的里籍或居住地。此前提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铭文明确记载贺仅“世为临邑人”，他及三个儿子从未在历城任职，且是去世六年后才“卜葬”于历城，迁葬的可能性很大。宋代丧葬有多种形式，除常见的原籍家族葬外，受堪舆学盛行影响，风水葬也十分流行。而贺仅不可能是原籍家族葬，铭文内容本身不支持这种说法，其墓周边也未听闻有其他同族男性成员墓出土。

　　将“里閈”理解为街坊邻居同样不合理。铭文开篇记载：“格非幸得拜中散公，于今二十年。”也就是说，李格非从拜见贺仅到撰写铭文，前后已有二十年，试问哪户人家“最敬且亲”的邻居会二十年才见一面?结合整篇墓志铭来看，李格非很可能与贺仅只有这一面之缘。因此，“里閈”只能理解为齐州老乡的关系。这个词也是拉近距离的一句客气话。

　　那么为什么称其为“最敬且亲”?答案出人意料。这篇墓志铭共记载四位李姓人物，除前文提及的李格非、李辟非外，还有贺仅的五女婿——保州军事推官李旼，以及二孙女婿——进士李迈。李迈与李迥一同出现在李格非拜谒曲阜孔林的石刻上，结合命名规律来看，他应当是李格非的侄子;李旼与李辟非名不见经传，名字却一同记载于道光《章丘县志》卷八《选举表》中，这一重要线索由章丘民间学者王繁荣较早发现。志中记载：“李辟非，和州推官，见李氏墓碑。”“李旼，徽州军事推官，见李氏墓碑。”其中李辟非的官职与墓志铭记载一致，李旼官职不同，大概率是调任所致。

　　结合命名规律，以及贺仅儿子平辈的叙述口吻等信息可判定，李辟非、李旼二人均应为李格非的兄长。贺仅家族与李格非家族原来是两世姻亲。二十年前，章丘李格非以布衣身份得以拜访临邑籍官员贺仅，或正是出于这层姻亲关系的人情往来。据县志“见李氏墓碑”可知，李格非家族墓地正位于章丘。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出土文献与地方志文献的互证对读，进一步为“绣江说”提供实证支撑。而据章丘当地老人回忆，明水镇南郊曾有一片家族墓地名为李家坟，可能就是李格非家族墓地所在。

　　以往对《廉先生序》创制过程探讨不多，在此谈几点看法。从广义层面而言，序在古代是一种以刻画人物为主旨的文体，《廉先生序》无疑可视为廉复的小传。然而此传记被镌刻立于廉复墓前，又与寻常墓表不同。它仅记载廉先生在章丘的行迹，未收录其完整生平，甚至连其名号都付之阙如。序文提及创作缘由时称“子皇皇请议未及”，意指廉复之子恳请评议，然此事尚未落实。李迥跋语记载：“先生既没，先考评其为人，先叔作序以纪名实。”李格非兄长李和叔(按：可能就是李辟非)先对廉复德行作出评价，继而由李格非综合此评价与廉复行状撰写成序文。实际上，序文中正有一部分内容为李和叔评议。序文末尾称“质之区区，亦欲藉之以告，请议之伯”，其意即是以此文向乡亲们汇报，恳请当地父老前辈予以评议与考核。

　　从性质上看，这篇序文系当地开展乡评工作的产物，是对廉复的“盖棺定论”。古人极为看重乡评，宋代名相周必大曰“夫人之善恶，惟乡评不可掩”，乡评是论定一个人德行较为可靠的依据。这项工作一般由地方有名望的士人主持。李格非兄弟作为廉复的同乡与好友，本身又是地方名士，因而主持了此次乡评工作。同时，李格非身为同乡后辈，自始至终保持谦逊立场，故序文多使用谦敬表述。在署名上，也仅标注县域里籍，并未如墓志铭、墓表那样题写自身官职。

　　廉坡湿地公园

　　综合各种证据，李格非无疑是章丘明水人。如今，《廉先生序》复刻碑共有两块，一块屹立于章丘绣江河畔李清照故居门前，另一块屹立于廉坡村旧址。正如刘敏中《石阴记》所言：“故阅李之文，则见先生之高;观先生，则见李文之高。”“兹石之再刻也，皆知吾乡高人尝有此人，文人尝有此文。”石碑重新镌刻与树立，在文脉赓续的同时，让后世之人得以真切感知那段文章风骨与高尚人格交相辉映、彼此成就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