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读泰山

　　“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展眼下正在山东博物馆一楼4号展厅正式展出。这是山东博物馆年度大展，汇集了省内外27家博物馆的204件(套)珍贵文物，可谓泰山文化文物“最全阵容”。

　　登泰山需要六七个小时，到博物馆“阅读”泰山，则只需要大约一个小时。博物馆里的岱宗传奇，同样精彩。

　　“五岳独尊”刻石拓片本版照片均由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钱欢青　摄印在5元人民币背面的“五岳独尊”是谁写的?

　　说起泰山，人们一定会想起被印在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背面的“五岳独尊”，泰山顶上的“五岳独尊”刻石也是游客的打卡点。刻石昂然立于泰山，当然没法来到展厅，但刻石的拓片依然能让人领略到“五岳独尊”的气势。

　　说起来，刻这几个字的年代并不算太遥远，“五岳独尊”刻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刻石位于泰山玉皇顶东南侧盘路旁巨石上，由时任泰安知府玉构题写。玉构是满洲镶蓝旗人，光绪三十二年任泰安知府，在泰山上留下了多处石刻题记。“五岳独尊”刻石鲜明体现了泰山在五岳之中的重要地位，历来被认为是泰山刻石中极为重要的一品，是泰山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被印在5元人民币背面的，除了“五岳独尊”刻石，当然还有泰山的雄伟景色。有意思的是，就在“五岳独尊”刻石拓片旁，展出的正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清乾隆《泰山名胜诗图》。《泰山名胜诗图》共有两册，计四十开，内容为乾隆所作泰山名胜诗二十首，每首诗均有配图。展厅展出的这一册上的乾隆御制诗，都是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帝首次登临泰山时所作。此册中所录之诗，多以碑刻、摩崖等形式镌刻于泰山之上。值得一提的是，《泰山名胜诗图》此前罕有对外展出，如今观众可以近距离一睹真容，可谓机会难得。

　　目前所知最早祭祀泰山的文物是什么?

　　众所周知，古代帝王对泰山的封禅始于秦始皇，但其实，在秦始皇之前，对泰山的崇拜、祭祀就早已存在。这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呈现古代帝王封禅泰山前祭祀泰山的文物。“东更道七器”就是被众多学者认定的目前所知最早明确祭祀泰山的文物。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东更道七器”中的其中五件铜缶。

　　1954年，泰安灵应宫南东更道出土战国时代祭祀泰山的七件器物——六件铜缶和一件铁盘，合称“东更道七器”。“东更道七器”埋藏方式特殊：埋藏于3.9米深的土坑中，每两件间隔3.45米，东西呈直线整齐排列，向北正对岱顶日观峰。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应为战国时代祭祀泰山的遗存，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泰山祭祀文物。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先生推测，“东更道七器”应是燕军占领齐国时，与救齐的楚军交战缴获铜礼器并加刻燕国铭文，用以祭祀泰山。东周时期“国主山川”的观念，或已体现在泰山脚下的祭祀活动中。

　　“国主山川”的观念也体现在展厅中另一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时期的燕王职壶上。这件燕王职壶的圈足上刻有铭文，可释读为:“唯燕王职践阼承祀，庶几卅(三十)，东擣田国，命日壬午,克邦刬城灭齐之获。”文中的“田国”即齐国，铭文记载的是著名的燕王灭齐的历史事件。据传世文献记载，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占领七十多城，独即墨,莒未下，楚派淖齿救齐，淖齿却与燕瓜分齐地，故杀齐湣王。“东更道七器”为楚器燕铭，将“东更道七器”与燕王职壶和文献中记载的历史联合起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文物阐述的正是燕人祭祀泰山的历史背景。这也是《左传》所记“国主山川”的最好体现。什么是“国主山川”?就是控制一国疆域后获得该国境山川的祭祀权。

　　秦汉帝王的封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确立了后世封禅的基本礼制框架，更塑造了封禅作为最高政治仪典的核心内涵。封禅之事，史不绝书，亦存诸文物。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峄山而勒石，与儒生议封禅泰山之事。峄山刻石见证秦始皇封禅之始。唐玄宗《纪泰山铭》、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及唐宋封禅玉册等，俱为帝王封禅之信史。展厅中的《纪泰山铭》拓片，虽然只有局部，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在泰山上此刻石的气势。

　　旧时天街老店为什么不使用文字招牌?

　　泰山既是神州大地上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山岳，也是中华文明精神信仰的重要象征。泰山的神圣性，经历从自然崇拜到国家典礼、从精英仪式到民间信仰的层层累积与升华。在此过程中，泰山亦渐成为万民朝拜的中心：东岳大帝执掌幽冥，碧霞元君慈佑群生，香社、香会等民间组织将信仰化为社会凝聚力。

　　大量的香客游人上山，需要住宿吃饭，天街遂应运而生。香社常伴庙市，声势浩大的朝山进香，使得泰山形成了热闹繁盛的市集。有意思的是，天街客店的招幌十分有趣。它不同于一般店铺的文字招幌，也不是常见的实物招幌，而是一种独特的标记，有笸箩、金牛、鹦鹉、鞭子、金钱、棒槌、响旦、笊篱等等。有些标志物用双体，如双升、双鞭、双棒槌、双牛、双钱、双鞋等等，这样做有的是表示区别，如原来有了鞭子店，后来又有一个店用鞭子作招幌就叫双鞭店;有的以成双为吉利，如双钱店、双鞋(谐)店;有的包含吉祥意思，如双升为“连升”的意思。大部分店招都用木料雕刻，做成后又涂漆，画图案，力求精致。客店也因这些标志而得名，如金牛家、金钟家、鹦鹉家、双升家等。

　　此次展览也展出了一组泰安市博物馆藏民国时期天街旅店招幌，让人领略到旧时天街客店的招幌风采。其中的木鹦鹉店招为牌坊形制，通体髹红漆，坊上并立双鹦鹉，施以红、黑、绿三色漆彩。木棒槌店招为扁长横木之下悬垂一对圆柱形棒槌，横木顶端设有铁质提系，器身髹红、绿漆。木响旦为成对组合，器表通髹红漆，中部绘黑漆波浪纹。木双升店招以长方形木板为基座，两端各安置一方形木升，通体髹紫红漆，不施额外纹饰。

　　天街老店为什么不使用文字招牌呢?据《泰山风俗》(山曼主编，袁爱国撰稿)一书，原因来自主客两方面：在主人的一方，因为开的是下等客店，设备简陋，自己又不识字，请人家写招牌怕花钱;文人学士们又不愿为这种山野小店动笔，刻个玩艺挂在店前正合店主的心意。一人先这样做，后来者纷纷仿效，逐渐形成了风气。在客人一方，上山朝香的人当中，女性较多，不识字的人占大多数，文字不如实物生动好记。初次上山记住了一个店，下次朝山还到这个店里来。熟客来到，店主早把香烛元宝备齐，不用香客操心。各店有各店的老主顾，彼此和平相处，用不着互相争买卖。实物招幌和那个时期的人情世故非常吻合。天街老店有的在门前挂着一个条编的笊篱，有人把它也算作是一种实物招幌，这其实是不对的。《泰山风俗》一书中写道，凡挂笊篱的店，表示本店备有清水素面，因为当年从锅里往外捞面条都使用笊篱。上山进香期间，为了表示虔诚，多数香客是吃素食的，下山以后才用酒肉荤席，所以早先天街老店几乎家家门前都挂笊篱。后来因为天街老店备有素面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许多店就不挂笊篱了，只有一家保留旧俗，年年照挂，倒成了一种特色，被人称为“笊篱陈家”。

　　1982年天街拓宽改造，小店的历史结束，但是在南天门宾馆附近的北天街东侧，给“天街十大家”以补偿，每家保留了15平方米的营业房，他们各有了新的字号。而十家的实物招幌，作为历史文物，成了泰安市博物馆的收藏品。

　　谁为泰山进入现代国际学术视野作出了最大贡献?

　　1987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泰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座获此殊荣的名山。这一认定使泰山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升华为全人类共守的文明瑰宝，成为自然造化与人文精神交融共生的典范。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早在20世纪初，以法国汉学家沙畹为代表，泰山就进入了现代国际学术视野，百年以来，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在这次展览上，就有沙畹《泰山》手稿的展示，手稿原藏巴黎吉美博物馆，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仿制品，但已十分难得。同时展出的还有1970年据1910年法文原本影印的《泰山》。

　　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里昂人，被誉为“欧洲汉学泰斗”。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法国第一代汉学家德理文，1893年，沙畹以《史记·封禅书》译本和《中国两汉石刻》，任法兰西公学院汉学讲座教授，执掌教席二十余年，开创了法国的现代汉学。沙畹曾亲赴中国实地考察，足迹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并两次登泰山(公元1891年、1907年)。著有《泰山》《投龙》等重要著作，系统整理并考释了大量中国古代碑刻与摩崖文字，开创了西方汉学界以实物史料证经补史的传统。沙畹是现代汉学学术体制的重要奠基人，与保罗·伯希和等共同创办汉学权威期刊《通报》。沙畹门下高徒辈出，马伯乐、葛兰言等皆为其嫡传弟子，均为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

　　《泰山》一书于1910年由巴黎欧内斯特·勒鲁书店出版。该书甫一问世，便得到了欧洲学界的广泛关注。仅在《泰山》出版的两年之内，就有至少五位语言文化和学科背景各异的学者撰写书评，总结沙畹的学术贡献。2024年，作为“法国汉学经典译丛”之一，这部《泰山》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引进出版。在该书的“译者序”中，译者这样阐释《泰山》在1910年问世时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原因：“无疑，《泰山》引发讨论的首要原因是它对于当时西方学界尚不了解的东岳圣山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更重要的是，该书为20世纪以降的欧洲乃至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