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 在黄河水文队伍里干了40年 我守着黄河，黄河也守着我

王瑞君眺望黄河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张文龙　梁明星　摄

　　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工会主席王瑞君是一名黄河“水文人”，他的故事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最北端。在这里，凌汛、桃汛、伏汛、秋汛，四汛相连。环环相扣的汛期，构成了王瑞君和同事们的一年又一年。

　　如今，当初那个水文站里最年轻的人，已经成了队伍里的“老同志”。王瑞君甚至已经想好退休那天的场景：谁也不麻烦，收拾好东西就回家。他说，黄河会继续流，他们这一代人只是在这一小段时间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黄河水文现代化来了

　　王瑞君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1986年，20岁的王瑞君进入头道拐水文站，从此在黄河水文队伍里一站就是40年。

　　头道拐水文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是内蒙古与山西省界断面控制站，其附近的河口镇，就是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头道拐水文站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水文站，控制着黄河内蒙古河段出境水沙过程，监测水位、流量、泥沙、降水、蒸发等多项要素，为流域防汛调度、水资源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一开始，王瑞君在站上负责测验和泥沙处理。1988年，他去黄河职工大学进行了三年的脱产学习。回到头道拐站后，他负责资料整编，就是把收集回来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比如定线、推流。在当时的水文站，这是业务含金量比较高的一项工作。1994年，王瑞君从头道拐水文站调至巴彦高勒水文站。2004年，他又兼任巴彦高勒蒸发站站长。不同于水文站，蒸发站的工作偏向气象，这对一直从事水文工作的王瑞君来说是个挑战。

　　“我是学水文的，对当时气象的东西不是很熟，但是我就想着，我是这个站的站长，如果我不懂这些东西，我怎么去要求大家做好?”王瑞君说。他学习怎么观测，怎么计算，怎么维修仪器，要成为站上员工的“师父”。当他们遇到不懂的工作问题来问他时，他得给出答案，给出方法。一周的时间里，他理顺并掌握了蒸发站当时观测的40多个观测项目，成为巴彦高勒蒸发站的“专家”。“当站长，业务肯定得是站上最好的。”王瑞君说。2013年，王瑞君调至包头水文站。2020年，他调入局机关。2022年，他开始担任黄委宁蒙水文水资源局工会主席。

　　从1986年到2020年，王瑞君在黄河水文一线，亲历并深度参与了黄河水文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从电子水尺、雷达水位计到流量智能在线监测系统、在线光电测沙仪等，每一次仪器设备的迭代更新都会给王瑞君他们这些一线的黄河水文人带来惊喜。

　　第一个让王瑞君意识到水文现代化来了的设备是雷达水位计，这是他们联合高校一起研制的。涨水了，落水了，雷达水位计可以完整记录水位变化过程。一开始，王瑞君他们还不太相信，但是通过比测，他们知道仪器观测的数据是准确的。“我们完全可以不涉水来完成所有观测数据的收集。这个变化是想都不敢去想的。”王瑞君说。

　　蒸发站同样如此。王瑞君工作过的巴彦高勒蒸发站，过去以人工观测为主，其中十几个观测项目都要靠人来定时观测，而现在已经实现所有仪器自动化。采访这天，记者在包头蒸发实验站看到了一系列水文气象自动观测仪器设备。蒸发、降水、太阳辐射、涡度相关、地下水水位、土壤水分等水文气象要素，全部实现自动化观测。数据是非常宝贵的

　　黄河流经西北、华北地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几字弯”，跨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黄河宁蒙河段便地处黄河流域最北端，而王瑞君工作过的头道拐水文站、巴彦高勒水文站、巴彦高勒蒸发站、包头水文站，正是处于“几”字那道横线的两端与中间偏东一点的位置上。

　　王瑞君介绍，凌汛、桃汛、伏汛、秋汛，宁蒙测区四汛相连，其中，凌汛是他们的主战场。特别是巴彦高勒，这里是重点防凌河段。这一河段容易发生冰凌堆积，即壅冰，造成河道不畅，但是上游的水还会继续往下游来，两相叠加，黄河就有决堤风险。

　　“我们在巴彦高勒，封河那几天，一天睡一两个小时很正常。”王瑞君回忆。按照要求，水位每变化0.2米要观测一次，但是水位上涨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可能一下就涨几米。王瑞君和同事们只能不停地看，看到了就赶快去测，完整记录封河过程。

　　黄河封河了，这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再过两天，河面冰层厚到可以上人了，他们又开始了稳定封冻期的测验。在水文现代化还没有今天这样先进和完善的时候，冰期测验并不容易。王瑞君说，每天早上，测验前要先打冰，打出冰孔，找到水尺与水面的接触位置，观读水位。有时候水位上涨，冰面位移，就需要打更大的冰孔。

　　“那会儿我们也年轻，喜欢打冰，打冰不冻人，越打越热，打完还可以稍微歇一会儿。”王瑞君回忆。测流的同事就只能站在冰上等，等冰打开了再测。“静静地在那儿测，冻着，冻透了再接着冻。”

　　有一年，在巴彦高勒水文站，河段一晚上封了一百多公里。第二天，断面上形成了清沟。清沟是指断面河面没完全冻住，中间敞露着还在流水的明水缝，还可以行船。“我们要测流量，站到船上时，风就从下面蹿上去，感觉自己没穿衣服一样，特别冷。”

　　“内蒙古这边，封河的时候总刮风，风越大，封河越快。降温、刮大风是一起来的，年年这样。”王瑞君说。但是比起大风，他更不喜欢大雨。“有时候正测着，突然来一波雨。没有可以遮挡的地方，记载本赶紧放到怀里，不然就糊成一片了。”

　　有一次，在巴彦高勒蒸发站，王瑞君也碰上过一次印象深刻的风雨。那时候的雨量计不是自记雨量计，而是虹吸式雨量计，遇到风雨天气，人必须得到观测现场。“又有风，又有雨，打着雷，手电没法打，自行车骑不动，我还担心仪器有问题。”王瑞君说，“但那次是控制得非常好的一次。下那么大的雨，我们的仪器没有故障，自己也感觉很幸运。虽然很辛苦，但是一看记录非常完整，就踏实了。那么大的雨，很少见，这种雨情数据，对以后的研究很有意义，失去了机会就没有了。有的自然数据不会一直有。”

　　“我们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王瑞君说。

　　黄河还是要流下去的

　　有的经历会成为故事，也成为一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人。王瑞君说，自己成为“老同志”后，一直能感受到年轻人的尊重。实际上，“尊重”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心。

　　水文工作几乎没有周六、周日休息一说。“因为水是连续变化的，你说哪天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有时候节假日，让年轻人多回家，我们多干一些，因为老一辈就是这样做的。”王瑞君说。

　　在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见过那些“老同志”是如何对待这份工作的。春夏秋冬，在河面上的测验自不必说，数据收集回来，办公室里就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得响一个多小时。水位、流速、含沙量，大家都不吱声，就是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计算、校核。“我们不能有错，有错一改，改错量非常大，所以每一步都要算好。不像现在，计算机重新来一遍，一两分钟甚至几秒钟结束。”王瑞君说。

　　如今新加入水文队伍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三四十年前的测站条件。王瑞君回忆，头道拐水文站设立在一个自然村里，但是吃粮得到十五公里以外去购买。“当时我们就雇老乡的毛驴车去买粮，要走一天。”隔段时间，邮递员会送一次报纸、信件。“报纸来了以后，都要看完，包括副刊，犄角旮旯，我们真的不浪费。”

　　“因为我们都是干流站，常年驻守，有些老一辈的水文人更是一辈子驻守，直到退休回老家或到其他地方。”王瑞君说。

　　正因为常年驻守在黄河边，王瑞君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与黄河有关，那些骄傲的、艰苦的，以及浪漫的。

　　1993年，王瑞君结婚了，妻子同样是黄河“水文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在这头的头道拐水文站，一个在那头的巴彦高勒水文站。王瑞君去探望一次，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而往返一趟的路费也差不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在头道拐水文站，王瑞君见过开河季壮观的黄河。“突然一块冰就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去了，就是万马奔腾的感觉。”到了秋天，天气晴好的日子里，黄河跟缎带一样，曲曲弯弯闪着金光。“黄河真的很美。”王瑞君说。

　　“我守着黄河，黄河也守着我。这一辈子真的是对黄河有很深的感情的。”王瑞君说。守望，是他与黄河之间的关键词。最初那个向往远方的年轻人，就在眼前的黄河边守了40年。

　　王瑞君甚至已经想好了退休那一天的场景。“我把东西收拾好就回家，不给大家添任何的麻烦，我觉得这样很好。黄河还是要流下去的，不会因为我的离开，黄河就不再流动了。我们只是在这一小段时间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也不说，走就可以了。”(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江丹　张成地　李睿　李运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