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文史专家周长风深刻指出,在中国文学那璀璨夺目的星空中,张养浩虽未能与同为济南才子的李清照、辛弃疾并肩闪耀,但在济南本土文学的殿堂里,他的地位非但不逊色于“济南二安”,更在地域文学创作领域独领风骚,成就斐然。
当中国文学步入元代,叙事性文学首次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元曲,这一元代文学的标志性体裁,包含了杂剧与散曲两大类别。杂剧作为戏曲艺术,以其叙事性成为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而散曲,这一新兴的诗歌形式,区别于传统诗词,属于抒情文学范畴,当时被誉为“乐府”或“今乐府”。直至明代,这种源自民间俗谣俚曲的诗歌形式才被正式定名为散曲。散曲又分小令与套数(亦称“套曲”“散套”“大令”)两种,元代散曲的艺术造诣超越了传统诗词,代表了当时诗歌艺术的巅峰。张养浩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体现在散曲的创作上,其次则是诗赋与散文。他晚年亲自编订的《归田类稿》中,收录了诗、赋、散文及散曲作品共计900余篇(首),时至今日,仍有590余篇(首)得以保存。
张养浩散曲的艺术风格,既苍凉豪旷又婉丽多姿,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从政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的散曲作品,悲壮苍凉与气象豪旷并存。张养浩在赴陕西赈灾途中,行至潼关,目睹山川壮丽与民生凋敝并存的景象,心中悲愤交加,怀古伤今,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散曲佳作《山坡羊·潼关怀古》:
〔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汇聚如簇,波涛汹涌如怒,潼关之路,山河表里相依。遥望西都长安,心中踌躇不已,秦汉故地,历经沧桑,昔日繁华的宫殿,如今已化为尘土。王朝兴盛,百姓受苦;王朝灭亡,百姓依然受苦。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短短八字,字字掷地有声,如金石般铿锵有力,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揭露了封建王朝无论兴衰更替,百姓命运总是悲苦的历史真相。作品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成为了元代散曲的典范之作。
从此,曲牌〔山坡羊〕与〔天净沙〕一样,与名作紧密相连,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及〔天净沙〕,人们便会想起马致远的《秋思》;而提到〔山坡羊〕,张养浩的《潼关怀古》便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在命驾西行的路上,除了《潼关怀古》,张养浩还创作了《骊山怀古》(两首)、《渑池怀古》(两首)、《北邙山怀古》《洛阳怀古》《未央怀古》《咸阳怀古》等九首怀古小令,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他散曲创作中的又一璀璨篇章。
张养浩一生在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中均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高尚品德,他的事迹和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为济南的城市文化和历史增添了厚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