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中立”消亡史

　　漫画/陈存昌

　　果壳网发表刘博涵的文章说，技术中立也称“技术中性”。日常生活中的技术中立论者最喜欢的一则论证是：某人持菜刀砍了人，难道是菜刀厂商甚至“菜刀本刀”的错?在美国，同样的思路造就了全国步枪协会(NRA)反对控枪法案的著名口号——“枪不杀人，人杀人”。然而，时移世易，在平台内容审查和AI算法歧视的问题上，“菜刀”和“枪”们的说服力大大减退了：在当代的人类看来，Facebook这把“技术菜刀”可能主动诱惑着持刀者;AI算法这枚“技术子弹”也陷入了“没有一行代码是无辜的”的指控。

　　其实，从二战告终时起，针对“技术中立”的哲学反思一直没有停止。应时而生的技术价值论者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视作对手——在1958年的《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中，他提出了技术中立论的经典表述：“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观念：既不包含完美的观念，也不包含毁灭的邪恶观念;它们都有别的源头在人类自身之中。”

　　但在战后反思推动的技术批判思潮下，技术中立论者逐渐在西方知识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法理问题与种种社会议题交织在一起，更完整地暴露了人类在不断革命的技术面前日渐复杂的心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也认为，在伦理道德上，“技术中立”的逻辑自洽合理：坚船利炮固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但是仰赖同样的技术，也可能构筑起全新的华夏文明理想和和平主义的天下秩序。国人对技术进步一直保持着越来越理所当然的乐观假设。

　　但20世纪末，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再一次提醒了人们，技术从来不是绝对“中性”的，美国的技术封锁给每个人上了一课：在国际政治经济角力的“黑暗森林”中，技术即权力。任何一项技术，它们有“价值负荷”的，承载了开发者赋予它们的、带有明确价值取向的个别意义——中国的突围，或是美国的野心。此后，技术中立论的领地遭遇了历史性的萎缩。人们开始接受技术价值论，认为技术不但必然负荷价值，而且还有伦理上“应当”负荷的“良善”价值：维持法律与习俗的稳定，远离破坏和颠覆。一旦违逆了这条原则，任何技术都将被打上可耻的烙印。

　　这个转变与技术的演化想适应。作为“技术物”的菜刀和作为“技术过程”的3G、AI、基因编辑，其实代表了人类理解技术的两个不同阶段。

　　经典的“技术物”的生产与使用分离得相当彻底——持刀切菜或砍人，似乎不过是在特定应用场景下赋予“技术物”不同使用价值的过程。然而，在日渐复杂化的进程中，现代技术遭遇了质的变化：发明何种技术与技术将负荷何种价值，二者的界限愈发地模糊了。如果硬要沿用那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可以说，菜刀的蓝图上早已标好了它的用途，一切设计随之而定。而现代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关心AI的应用场景，更关心它在算法上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关心基因编辑带来的利好，更关心它在生化机制上有没有潜在的风险。

　　像种种一度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确定性信念一样，技术中立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那个以“技术中立”为第一原则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