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如何影响了人类历史？

驼夫引领下的撒哈拉驼队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骑兵和战车
　　新西兰邮票上的马拉公交。19世纪中后期，这样的车辆已十分普及。□新时报记者 徐敏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动物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自古至今，动物既是人类的威胁和敌人，也是朋友和助手，人类与动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甚至关乎到文明的兴衰。英国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博士布莱恩·费根出版了《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一书，通过详实的材料和谨慎的分析，深入研究了8种动物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告诉了我们动物如何塑造和影响着人类历史。
一本讲述人与动物关系的书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士布莱恩·费根的这本《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讲述的是动物与人类之间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塑造和改变着历史。作者布莱恩·费根乐于向公众传播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知识，并且总能用大众通俗又不失专业精神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观点。此前他出版的中文版《洪水、饥馑与帝王》《历史上的大暖化》《小冰河时代》等作品已经在中国收获了一批读者。
　　想要客观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人类本身也是动物——但是又不同于动物。“我们是现代人，是智人，独一无二的认知能力把我们和其他所有兽类区分开来。流畅的表达、善于思考和推理的特性以及复杂的情感反应使我们在生物界一枝独秀。这是其他物种永远无法完全企及的高度。”诚如作者所描述，人类总是这样认知自己相比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人类也是社会性动物，有着强烈的与其他动物建立关系的心理冲动。
　　布莱恩·费根的研究纯粹是历史的探究，他在这本书中力图阐释动物以及不断变化的人兽关系如何改变历史。作者选择了8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分别是狗、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以如今更多的被人们抱在怀中的宠物狗为例，它最初的祖先是狼。15000多年前，人与狼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而尊重的，比邻而居，互相熟悉而不感到害怕，甚至分享对方捕杀到的猎物。后来，人类抚养并驯化抓来的小狼崽，改变它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让它们逐渐变得温顺甚至开始依恋人类——当然没有驯化的那部分狼一度成为人类的敌人。而这一支被驯化为狗的动物，和人类达成了牢固不破的伙伴关系，即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虽然早在20000年前的克罗马农人就充分认识到，“动物并非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塑造的死气沉沉的生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施加于动物的主要关系依然是“驯化”。人类有能力压迫和剥削其他动物，然而动物不能像人类那样提出抗议或投票表决。在科技发达的当代社会，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关注又延伸到了饲养场和实验室：人类从动物身上获取食物以及用动物做活体解剖的行为可以原谅吗？永恒而又不断变化着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布莱恩·费根认为历史提供了背景，却没有给出答案。
圈养家畜让人类定居成为可能
　　“约公元前10000年，土耳其东部。两名猎人从外面归来，肩上用木棒抬着一头杀死的野猪。另一名猎人抱起一头被捆绑的、尖声嚎叫的小母猪，松绑后把它放进猪圈，与另一头母猪和猪崽关在一起。男人们将野猪迅速肢解，把切成条状的猪肉挂在晾晒架上，猪头和脖子放在一旁作为当天的晚餐。”这是人们在史料中发现的最早的有关人类养猪的记录。不难看出，此时人类正处于驯化野猪的过程中，一方面还有大量野猪以野生动物的形态生存，另一方面人们开始饲养小猪崽。
　　布莱恩·费根认为，这次人们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可不是如上文中所说的人类与狗的那种伴侣关系，而是对我们今天常见的家畜如猪、山羊和绵羊，进行彻底的驯化。驯化和圈养野生动物的同时，猎人变成了农民，他们不用再东奔西走，而是立足于土地、羊群、牛群和牧场。人类开始拥有了永久的定居点、牧群和个体动物所有权、继承权以及对牧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对动物管理的需要而导致的结果，它起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形成，这也使城市文明成为可能。
　　这种改变无疑是进步的。人与动物都各得其所，我们今天称为家畜的动物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受到精心的牧养并避免了被捕食的威胁，还获得了更好的牧场和草料。而人类获得了稳定的肉食、奶以及完备而珍贵的副产品——从皮毛到角和制作皮鞭的肌腱，无所不包。“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家畜使人们建立了永久定居点，扎根于农田和牧场，扎根于世代相传的固有土地。”布莱恩·费根继续强调，家畜是人们定居的必要条件。
　　如今生活在发达城市中，极少有机会见到家畜的人们很难理解农业社会这种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事实上早期的牧群很小，每一只动物都非常重要。动物远不止是食物那么简单，它们是日常生活万花筒和个人社会地位的一部分。“对自给型农民来说，役畜既是社会工具，也是生活伴侣，是人们对其没有幻想的朋友。”布莱恩·费根说，它们成为联结长辈与晚辈、活人与祖先之间的重要纽带，成为营养来源的亲密象征和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当然，随着人们对肉类需求激增而畜牧业显著扩大后，役畜逐渐成为公共商品，人们以营利为目的饲养牲畜并论头出售。随之而来，人类与家畜那种亲密关系也瓦解了。
“驮畜革命”促成的贸易中心
　　布莱恩·费根将驴、马和骆驼称“驮畜”。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缓慢全球化的世界里，动物不知不觉地发挥了新的作用，他将其称为“驮畜革命”。
　　如今极少出现在人们生活视野中的驴，被布莱恩·费根看作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动物之一。驴是第一种在商队中使用的动物，早在骆驼出现之前，它就改变了干旱地区的陆路旅行状况，在此之前的大多数长途旅行需要借助水路才能进行。从历史意义上来看，它们是埃及邦国发展的催化剂，在数个世纪里，将西南亚的广阔区域连接起来；远在马拉战车出现之前，它们就为军队运送补给，为统治者提供骑乘工具。
　　人们更熟悉的驮畜是马。历史告诉我们，马作为这本书中讲述的第七种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要比驴亲密得多。“这并不是因为马可以驮运货物、拉车、犁地（它们的确这么做），而是因为马和骑手之间有着与众不同的关系。成功的骑术需要骑手和马之间保持微妙的默契，并不断得到强化，在放牧马匹或训练战车的时候尤其如此。”布莱恩·费根说，马和骑手成为一对如此强大的搭档，以至于这些动物成为珍贵的财产以及声望和王权的象征。骑兵成为战场上强大的突击部队并非巧合，他们的效能取决于士兵与战马之间的密切关系。倘若没有战马，很难想象当年的蒙古军队如何能够横扫欧亚大陆并改变历史。
　　在过去的5000年里，驮畜商队成为历史上伟大的主题之一。他们运送货物和人员、稀世珍品和外交远征团，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相隔遥远的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相互联系：不仅开启了贸易和政治互动，也让人们意识到了遥远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举例来说，早在8世纪，西非的黄金就在伊斯兰世界家喻户晓，它为战争提供了资金，并给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巨大财富。到12世纪，一些商队有1200—2000头骆驼的规模。1324年，西非马里王国的统治者芒萨姆萨带着几百头骆驼的队伍出访埃及，骆驼们带来的巨额黄金注入埃及，以至于有些年份这种珍贵金属的价格竟然下降了25%。
　　而在15世纪，整个欧洲三分之二的黄金都由骆驼从西非驮入。中世纪的开罗、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等重要商队交通枢纽成为沟通古代文明的中心。“没有这些驮畜和驱赶它们的男男女女，这些传说中的贸易中心就不可能形成。”《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一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