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出摊

　　近段时间以来，地摊经济在济南如火如荼，既丰富了人们的夜间生活，也带来了不一样的经济活力和烟火气息。其实早在古代，地摊经济也曾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曾慢慢改变了城郭的形态，点缀了盛世气象，但也包裹了人间生存的辛苦。

　　“削足适履”发生在春秋战国的鞋摊上

　　老子曾如是描绘他的理想世界：“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老子看来，最佳的状态是各自过着富足日子，没有交流往来。

　　这大概是老子的无为思想使然，其实早在商朝时便有人牵着牛车做买卖了，所谓“肇牵车牛远服贾”，《诗经》的商颂篇章中也有对彼时经济活力的赞美：“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司马迁后来在《货殖列传》中认为老子的这个理想太闭塞，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他写道，人们各自努力营生，互换有无，各取所需，这才是美好生活，就像日夜不息的流水一样自然。比如山西的谷、旄和玉石，山东的鱼、盐，江南的玳瑁和珠玑等，它们被从物价低的地方运到物价高的地方，集中流通交易，丰富了四方百姓的生活，而商人也从中获利。协助越王勾践雪洗会稽之耻的范蠡、孔子的门生子贡都是当时的商业奇才。

　　由此可见，商品交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个人不可能供给生活的全部所需，但他可以拿自己的剩余去交易，换来自己需要但缺少的那一部分。地摊大概是最原始朴素的一种交易方式，所谓的“市”便是由此而来。早在《易经》中，便有古人出摊交易的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理解古人“日中为市”，挑选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出摊交易，互换所需。可是试想先秦那个计时工具匮乏的时代，太阳当顶是一天中最明确、最能辨认的时刻，所以“日中为市”可能是最适合他们的。

　　随着物产的丰富和交易需求的扩大，仅有“日中为市”已经不够，后来便有了朝市和夕市。《周礼》记载：“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战国策》里描述过一早一晚这两次交易的热闹，“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过市掉臂不顾”，可见摩肩接踵的繁华景象。

　　从先秦至春秋战国，地摊经济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倚市而居”悄然改变着城郭形态，还贡献了诸多文化典故。“买椟还珠”和“削足适履”的故事便分别发生在春秋战国时的精品摊和鞋摊上。

　　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辛苦出摊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时期，地摊经济也尤其繁荣。

　　唐初的市场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据《大唐六典》的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市场应声而开，应声而闭，交易时间也就一个下午，对物质丰富的盛世大唐来说远远不够。原本禁止经商的坊内也会出现一些流动的小商贩，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比如《太平广记》中便有当时的太府卿崔洁碰到卖鱼小摊，觉得那鱼“甚鲜”，一下子就买了十斤的故事。

　　与坊内禁商制度一起被慢慢打破的，还有宵禁。我国古代城市一直施行宵禁制度，城中的居民以鼓为令，夜间闭户作息，晨起开门营生。在唐代，热闹夜市逐渐冲破了清冷的宵禁。晚唐诗人薛逢就写过洛阳的夜市，“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而在经济繁华的扬州更是不逊色，“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苏州的夜晚同样热闹，“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相较于唐代夜市中的灯火笙歌，宋代夜市瓦肆勾栏里的杂剧表演则是另一番热闹。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中，便还原了彼时的傀儡戏、相扑等情景。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的夜市中有杂剧、说书、令曲等，还有饮食、剃剪、纸画之类。

　　值得注意的是，夜市的发展除了经济活力的推动，还得益于当时照明设施的进步。唐代的灯具较之前代有巨大发展，所谓“龙衔火树千灯艳”。公元903年，一位阿拉伯人伊本·法基在其著作《地理志》中，将彼时的中国灯与中国瓷器、中国丝绸并列。那时候除了一般的灯笼，还有灯楼、走马灯、松脂灯等。到了宋代，更是灯火辉煌，“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各种省油、明亮的灯具不断地被发明出来用到日常，比如陆游就写过自己使用一种叫作夹瓷盏的灯具。

　　在古代，无论是地摊经济还是夜市，并不全是热闹，也有普通人生活的辛酸。唐代后期，“农桑者劳而伤”。迫于赋税压力，不少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散为商以游”。可是，这些农民的经商故事里鲜有创富神话，相反，白居易笔下的那位卖炭翁让人印象深刻。老者以伐木烧炭为生，一早冒着严寒驾驶牛车摆摊卖炭，却被宫人仗势强买，千余斤炭只得“半匹红纱一丈绫”。济南泺源门外落担摆摊

　　明代的小说中，有不少写到彼时的摊贩，从中也可以窥得彼时的地摊经济状况。那时候的小摊贩常常游走于街头巷尾，或售卖新鲜果蔬、琳琅百货，或靠手艺谋生。比如《金瓶梅》中潘金莲便在家门口叫住磨镜子的老人，花了50文钱，让他磨了八面镜子。除了磨镜子的，还有打首饰的、梳头的、箍桶的、卖花粉的等，这或许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商业生活中分工的细化，催生了更多的行当。据李潇的论文《明代商人与商业研究》，那时候，这些小摊贩招揽顾客会使用惊闺、串铃、竹筒这样的工具，摇打出动静，告诉院子里的人他们来了，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偶尔还会有卖豆腐的人拒绝现代化的电动喇叭，而是有节奏敲打着他们古老的梆子。除了使用特制工具，他们还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叫卖文化，有腔有调，响亮悠扬，“京城五月，辐凑佳蔬名果，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也。”表演艺术家郭达的小品经典代表作《换大米》，便使用了这种叫卖的传统元素，小品中，郭达的“叫卖”水准足以顶替专业歌唱人士。

　　明代时，济南的地摊经济也十分繁荣。那时候最热闹的出摊日子当属庙会，比如九月初九的千佛山庙会。“济南千佛山附近盛产柿子，每逢千佛山庙会期间，正是柿子上市之时。赶会者众多，多买柿子而归，因此柿子的销量比平日要大几倍。故千佛山庙会又有‘柿子会’之誉。”张龙军的论文《明代山东济南府社会经济初探》中写道。除了柿子，来自四面八方的特产也是琳琅满目，直到今天，千佛山庙会依然是济南人甚至周边城市居民的年度盛事。

　　前不久，一段济南泺源门的视频在社交网络热传。这段视频是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暨档案馆收藏的阿尔伯特·卡恩于1912年前拍摄的中国影像，经过北京小伙胡文谷修补后上传网络，经过网友确认，拍摄地点是济南泺源门。视频中，人们或推车，或挑担，进出城门，络绎不绝，而城门口亦有落担摆摊的人。可见，清代时的地摊经济已是寻常，相较于之前的唐宋也更加随意。据资料记载，雍正皇帝曾下令减免小摊贩的税收，认为他们贩卖的“耰锄、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却要在东市卖交一遍税，去西市卖再交一遍税，对他们来说课税太过沉重。

　　从古至今，地摊经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样貌和作用，但它一直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到了今天，地摊经济重兴，在这个特殊时期展现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