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

　　近日，由鲁迅文学奖得主徐剑创作的文化散文集《阅山河》出版发行。《阅山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景游记，而是一部写给“在路上的读者”的行走人文百科。作者以多年实地踏访为基础，从秦长城、西藏雪域、泉州古渡、鹅湖书院等具有标志意义的空间切入，把看似静止的山河，重新还原为流动的历史现场与思想现场。

　　徐剑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既有军旅作家的沉雄笔力，也有写作者的细腻感知。《阅山河》把历史、文明与人生写进脚步之中，引领读者重新认识脚下的大地，也在行走与阅读之间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安放自我的方式。

　　壮游祖国河山促成了这本《阅山河》

　　记者：从《阅山河》收录的散文中可以获知，您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是一场场的文化行走。这种行走，与以往为创作军事题材的调研有何不同?最触动您的一次实地经历是什么?

　　徐剑：在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读四书五经之外，很重要的经历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比如司马迁、杜甫等，皆有这种经历。在壮游祖国大好河山的过程中，增加自己的阅历，丰富自己的内心，扩大自己的情感世界，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这就促使我往大西北走，往西藏走，往新疆走，往甘肃走，乐此不疲。这些阅历，促成了《阅山河》这本书的呈现。

　　讲个大漠的故事吧。2025年，我再去塔克拉玛干大漠，到达里阳-布依村，这是沙漠中的最后一个村庄，两个司机带着一台车陪着我和学生走向大漠深处，300多公里没有信号，一旦车陷进去，没有后备车保障，很难再走出来。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点紧张感，这是这么多年的行走仅有的一次。

　　我坐了几十年的车，行千万里路，都是安全行驶，车不碰漆，人不碰皮。第二天走出90公里后，再沿着克里阳河河谷走的时候，看到枯死的和存活千年还站着的胡杨林，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路再颠簸，我都心安理得地往里走了。我觉得没问题，有水就有生存的希望和机会，有水就可以克服一切。就这样，一直走到了达里阳-布依村里面去，采访了沙漠中的最后一个村庄。

　　记者：在这本书中的多篇散文中，您使用了“他”的第三人称叙事——可以读出这个“他”正是您自己。为何使用第三人称叙事而不是第一人称?

　　徐剑：关于“我视角”和“他视角”，有时候是“我世界”和“他世界”。我书写自己能看到的，也书写别人的故事。在我的创作里面，不单散文是“他视角”叙事，我的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他视角”叙事现象。

　　我在很多的场所讲过，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作家就是在一场战争胜利或者失败之后，一群残兵败将或者一群胜利者，在那个长长的夜晚，在山野之间点燃一堆篝火，几个老兵或者几个将领坐下来，喝着茶，烤着火，吃着野味，看着满地苍痍，看着满地白骨，开始复盘。经历者就是一个老兵，开始讲自己和这场战争的故事。“他”，是我眼中的作家他;“他”，是我散文叙事的他。

　　我对“他视角”的叙事也是有限定的，绝非全知全能的上 帝之眼，而是也限定在目光所及之处。就是所能看到、走到、听到，或者思考、和古人感应、链接和呼应时的一种情绪，一种神思，一种精神的、情感的河流之闸的开启。他仅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开启思想闸口的守闸人，但他确实又让我把所有我面前的山水、人文景物连成了一体，可以天马行空。

　　让写作链接文化断层和精神漂泊

　　记者：在行走中，您如何平衡“历史考据者”“文学创作者”和“普通旅人”多重身份?如何将庞杂的史料、地理信息提炼成具有感染力的散文叙事?

　　徐剑：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一个历史的考据者，一个文学的书写者，一个普通的旅游者，三者身份如何融为一体，写出山河文章，对每个作家都是挑战与考验。

　　现实生活中，不管你是富有的人，还是高贵的人，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弱势群体，走进大漠，统统归于人。就像当年法显到西天去求学，玄奘去西天取经一样，就是一个虔诚的学者、虔诚的行者，去遥远的地方把真经取回来，把自己丰富起来。如果说法显和玄奘是行者，再往上升的话，是忍者，或者说是启示者，由行者升华到了布道者。那么，我由一个行者提升上来之后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文学的叙事者。作者当如此，最高境界是灵魂工程师。

　　过去我常说，作家要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或者民族学家。实际上，作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考据者的身份。这种历史的考据者，就是要扒开历史的封尘，把真相拿到现实面前。因此，作家始终是站在中间的，左边是行者，右边是历史学家，中间才是文学写作者。

　　记者：这本书是否隐含着对当下社会某种“文化断层”或“精神漂泊”的回应?文学如何帮助现代人重建与历史、自然的连接?

　　徐剑：不读纸质书的民族，是不浪漫的民族;不读纸质书的时代，是很悲哀的时代。文化的断层，就是阅读碎片化导致的结果。当我在稻城手抚6000多把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手斧时，我在想，如何把文化断层和精神世界连接起来，所以，才有了《阅山河》这本书的书写和尝试。有了这种书的书写，精神就不会再漂泊，精神就有了一处故园。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原乡和精神的原乡。生命的原乡，可能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精神的原乡。这会让我们在天空中、在大地上、在人生长河里盲目漂流的一个个精神的魂灵因为一本书、因为一次书写，找到自己最后的泊地。

　　中国古典文学是取之不竭的文学之源

　　记者：读者所熟悉的您此前的创作多是书写导弹、铁路等“大国重器”以及军旅题材。这本《阅山河》转向书写自然、山河，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徐剑：我的童子功是散文，1975年在部队写了第一篇散文《红山茶》，1984年《云南贵妃墓》发表在《个旧文艺》。后来陆续在《散文》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1987年，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杂志，为我开了第一个作品研讨会。当时，我特别感动的是刘白羽先生拄着拐杖出席这次会议。他还为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岁月之河》作序，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一个清澈的小湖》。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理念，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就是它的鱼翔浅底，它的阳光照在水草里面，鹅卵石、小鱼、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湖水要清澈到像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一样，永远是碧绿的，是澄清的，是透明的，不染任何杂质。

　　一直到1993年，写了十年散文后，戛然而止。再拾散文，就到了2004年，我在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时做社会调查，我和邱华栋、雷平阳、刘亮程、祝勇等全班同学到了锡林郭勒草原上，在元上都遗址走了一圈，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历史大散文《城郭之轻》。在一个中年作家遇到的危机和思考怎么“变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散文会给我很大的颐养和帮助，这是又拾起散文来的一个重要缘由。

　　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些散文融合历史、文化以及个人思考的叙事风格，并且感觉您的语言具有浓郁的古代散文气息。哪些古代散文名家对您的创作有所影响?

　　徐剑：我在采访中多次谈到，我的写作实际上到“中年变法”的时候是一场回归。上了鲁迅文学院之后，我进行了一次“中年变法”，在叙事风格上有了很大改进。可能现在看，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与生俱来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少年时代读了很多的明清言情小说和笔记小说，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汉语的高贵、凝练、简洁、音乐铿锵之美，有了一种启蒙。

　　“中年变法”让我认识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汉语才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源之井，文学之井、语言之井、我重读《史记》，再读诸子百家，通读之后，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四个半“男神”，司马迁、杜甫、苏轼、张岱与半个纳兰性德。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无论是左丘明的编年体，还是太史公的传记体;无论是陶渊明田园式的咏叹体，还是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景游记状物的山水;无论是苏轼忧国忧民的载道之作，还是晚明性灵小品文，可以说，中国的散文由写天下、写景物，发展到了写内心。

　　我要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就把散文当作小品来写。这种小品文的写作，是在锤炼我的文字和语言，锤炼我的思考，锤炼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去自如的写作的把握。

　　记者：报告文学是与时代贴合最紧密的文体之一。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一定是兼具文学审美、文学价值的，如何提高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徐剑：好的报告文学就是六句话的标准。行走于野，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到民间去，到人间去，到烟火的生活里面去。这是第一。

　　第二，落点于人，围绕着人来写，写出人的生活生命的苦难、挣扎、牺牲、奉献，甚至他卑微的尊严，更要写出爱恨生死。第三，只有感动于心，才是好的报告文学。第四，要记史于书。时隔百年、千年以后，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变局，读报告文学，比读小说还要真实。第五，思想性很重要。最后一点，形式于表，语言美、文章美、结构美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总之，写人的报告文学，辅之以很好的结构，又有经典的故事和细节，再用非常好的语言叙述出来，就是好的报告文学。如果再有独特的选题和思考，结构好，叙述语言好，我觉得就是可以进入经典的报告文学。这就最好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