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翰：我写的是“时空中的苏东坡”

　　近日，作家周文翰的新书《名士之累：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周文翰继《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之后再解苏东坡的最新作品。

　　有别于前作的“述而不评”，这本书可看作是周文翰的一部“苏东坡评传”，他以最新的文史研究成果为据，以“文人视觉传记”的新方法，选取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十二个人生侧面，既写其“本事”，也观其“身后名”，为读者诠释了东坡先生成长、成名，又为名所累的一生。

　　苏轼作为第一名士的才艺和负担

　　记者：在此之前您已经出版了苏东坡传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为何又要写一本《名士之累：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

　　周文翰：我之前写的《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定位是“视觉主义传记”，就是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重建传主活着的时候所见所闻的物质景观、信息环境，呈现传主的成长历程。就我的写作方法而言，在这种传记中作为作者的“我”几乎是隐身的，我只叙述而不评论，尽量不出场大发议论，不表露我对苏东坡其人其事其诗的评论，把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

　　那本传记出版之后，我经常在讲座、对谈、直播的场合谈及我对苏东坡的人生、诗文、事迹的一些观点，后来就写了《名士之累：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这本书，算是我对苏东坡的一些评论或者看法吧。

　　记者：书名为“名士之累”。在您看来，苏轼被称为“名士”主要是因为他在哪些方面的名声?“累”又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

　　周文翰：这是个双关的书名，既指“名士的那些多余的才艺”，也指“名士的那些负担或者说麻烦”。

　　我觉得苏东坡大约三十七八岁成为当时的第一名士，之后约三十年他一直是大宋最著名的士大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顶级文化明星兼著名官员。往轻了说，这种名声带给他的“累”是一种负担，往重了说就是一种祸害，名声既给他一些利益，比如诗文书画都被人重视和收藏，比如有许多崇拜者，但是也因此招致嫉妒，招致皇帝、宰相对他的舆论影响力的猜忌和打压等等。我觉得“乌台诗案”的本质就是宋神宗借此打击这位大宋第一名士的舆论影响力，一方面把他贬谪到交通不便、偏僻的黄州，让他老实点;另一方面也是警告旧党众人不要非议新法、新政。后来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个外派、贬谪苏东坡，也是因为他是名士，贬谪他就等于是公开表明自己对旧党大臣的排挤态度，打击苏东坡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

　　过度渲染或被低估的一些侧面

　　记者：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您是如何筛选和确定这十二个身份的?哪一个侧面是最被今人低估的，哪一个又是最被过度渲染的?

　　周文翰：我觉得苏东坡大致有这十二个社会身份，所以就一一分析他的这些身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可能许多人都熟悉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对他的定义，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我觉得林先生说得比较散漫而且浪漫，而我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今天的人大多低估了苏东坡的官员(士大夫)的身份的重要性，这才是苏东坡活着的时候最核心的社会身份，但是并不认为苏东坡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巨儒政治家”，苏东坡活着的时候其儒学著作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他在儒学上的影响力肯定远无法与王安石相比。

　　又比如，今天许多人都知道苏东坡在书法上是“宋四家”之首，都以为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书法家，我在书中指出苏东坡活着的时候的书法名声颇受非议，只有黄庭坚坚持认为他是“本朝第一人”，其他一些人并不认可他的书法才艺。

　　记者：我在这本书的第十章《爱说笑话的“段子手”》中读到这样的信息：苏轼幽默感的养成或许与蜀地的文化背景有关。这非常有趣。这是否是您所强调的“视觉传记”的写法，强调古人面对的视觉景观、信息环境?还有这样新鲜有趣的细节或者例子吗?

　　周文翰：对，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写的是“时空中的苏东坡”而不是“诗文中的苏东坡”。我很重视当时的空间环境、信息环境对他的影响和塑造，所以我会关注当时蜀地的娱乐文化背景对他性格的养成。

　　又比如我分析苏东坡的酒瘾是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染上的，因为当时的官场惯例是通判要经常组织或参加迎送官僚的酒宴以及节庆时的各种酒宴，他渐渐就染上了酒瘾。而这种酒宴按惯例一般都会召集歌妓来唱曲子词，苏东坡在杭州开始大量写词，也与他经常参加这类酒宴听歌妓演唱曲子词有关。

　　而苏东坡染上茶瘾，则是与他在杭州时经常与僧人交往有关。

　　苏轼是具有“活人感”的名士

　　记者：您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读”案例：苏东坡在贬谪地“哭穷”。除了“哭穷”，还有哪些常见的关于苏轼生活细节的误读，是您想要向读者澄清的?

　　周文翰：我经常开玩笑说苏东坡在惠州、儋州吃不上肉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超市和冰箱。当时这两个地方都是荒僻的小城镇而已，集市五天或十天才开一次，当地天热，集市上买的肉只能当天吃完或者最多保存到第二天，那从第三天起他就吃不到肉了，只能干着急。

　　又比如苏东坡去过许多地方，写过不少描写山水风景的诗词，所以今天的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苏东坡就是个旅行家，可是我细细分析苏东坡一生的旅行经历，发现他的旅行都发生在离任、上任途中或者当官期间的休假期间，就是顺便一游而已，很少有那种特别主动的、长途的旅行，所以我说他最多算是“半个旅行家”。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科考太顺了，第一次参加科举就考中了进士，之后一辈子都在当官。被贬谪时虽然没有公务，余暇很多，可是按照当时的制度，被贬官员不能出州境活动，一般只能在州城、近郊待着，所以他也就没法去所谓的名山大川旅行。他没登过五岳，连峨眉山都没去过，最长途的一次主动出行就是元丰七年的庐山之游，那是他从黄州北上时特别绕道去游了一趟。

　　记者：书中将苏东坡定义为“体验型人物”，将王安石定义为“观念型人物”，体验型人物更愿意开放身心去体验、去表达，流露真性情。这是苏轼成为“后世人们最喜欢的文人”的最本质原因吗?

　　周文翰：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苏东坡的“活人感”发自本性。比如他那么聪明的人，从理智上肯定也知道在官场上拿同僚的长相、举止开玩笑容易得罪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屡犯“绮语戒”“口业”，为此招了不少麻烦，可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一说高兴了就要开玩笑。

　　这就是苏东坡，他觉得用观念、礼节把自己

　　的个性严格管理起来太没劲，他宁愿冒险说些超出常规的话。他要是在被贬谪

　　期间老老实实一直装苦闷、装穷、装后

　　悔，麻烦会少很多，皇帝说不定也会

　　念在他那么可怜早点赦免他，但是问题是他的个性就是就算装也装不下去，他还是忍不住要写诗，要歌咏春光、歌咏美食、歌咏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或者

　　令他怅然的瞬间。汴京的皇帝、宰相见他这样自得其乐，估计就想着既然你过得这么美，那就让你继续待着吧。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向读者推荐《名士之累》，您会如何表达?

　　周文翰：这本书可

　　以说是苏东坡的“简论”或者说“简传”，读这本书能对苏东坡在北宋晚期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角色、文化身份有全面的了解，对苏东坡的性格、才艺、思想有比较全面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