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灯人》在地下五百米处勘探“人之光”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徐敏

　　长篇小说《追灯人》是青年作家王铭婵继《西洋表》之后，历时十年推出的最新力作，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煤矿区的整体搬迁转型为核心事件，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沉浮与几代人的情感纠葛，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与精神追寻。书名“追灯”蕴含双重意味——既指向矿工在幽暗井下对光的本能依赖，也喻示着时代洪流中每一个平凡人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寻，恰如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始终不曾放弃希望的人们。

　　为创作这部作品，王铭婵进行了极为扎实的田野调查。她曾反复深入地下五百米的矿井，换上工装、戴上矿灯，与矿工们一同下井，感受巷道深处的潮湿与压抑，也感受矿工之间那种生死相依的质朴情谊。她与矿嫂们同吃同住，听她们讲述等待丈夫平安升井的日日夜夜，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积累了丰厚的一手素材。作家的视野不仅限于矿区，还自然地延伸至汽车、房地产等不同行业，通过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映照，勾勒出社会转型期各色人群的命运交织与生存图景。全书前后历经四稿修改，王铭婵将这一创作过程比作一场“修行”——从最初的材料堆砌，到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声调，她只为抵达书写“人的活着”这一创作初衷。作家阎连科评价该作抵达了情感深处的“五百米”，让读者从最普通的人身上看到“人之光、人之爱”;作家梁鸿则注意到作者在处理矛盾冲突时保持的沉静与温和，不煽情、不控诉，而是以一种从容的笔调呈现生活的复杂与厚重。继《西洋表》之后，《追灯人》的问世，标志着王铭婵在现实题材领域的又一次深耕与突破。

　　坚持田野调查从传统中寻找素材

　　记者：《追灯人》是你历时十年推出的长篇新作。为了完成这部小说，你曾反复深入地下五百米的矿井，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当下，很多青年作家都在写城市、写女性、写人的情绪，这种如此艰苦的田野调查之后的写作很少见。为什么还坚持这种田野调查，书写比较传统的题材?

　　王铭婵：传统里有许多写不尽的精华，但它们往往被快速的生活渐渐消化。走上去，还是绕行，其实在我这样的书写者之前，前赴后继的人已有挥镐拿铲、雷厉风行的书写，是他们的坚守，使社会、个人获得更好的生长。这种历史的潜进性，我把它看作接力，有行动上的，也有纸笔上的。

　　我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写作者，在这场接力中，没有所谓的艰苦，也没有成型的幸福，更多感受是植根于传统的那份踏实和一代又一代人滋养出的丰沛的写作素材。这是传承的路，又宽又广，它接纳我，我会好好走下去。

　　记者：书名“追灯人”很有意思。“追灯”既指向矿工在井下对光的依赖，也指向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对理想生活的追寻。这个书名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在你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追灯人”?

　　王铭婵：从走进煤井的那一天，我就盼着有一个光亮的名字，为在生活中辛勤付出、努力站起来的人送上一些力量。当机器扫出煤面，我看到除矿灯之外，还有藏在眼睛里的犹如灯塔样的东西。心里有什么，眼睛里就有什么，这扇窗户一直很真诚，我想到追灯人。在人生这条大路上，你我皆是追灯人。

　　记者：你在创作谈中提到，《追灯人》前后写了四稿，在第四稿才抵达初衷。这四稿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叙事结构、人物命运的走向，还是对“人的活着”这一主题的理解在深化?

　　王铭婵：这四稿是关联的。创作时，我把人的活着与行业的活着取了一个同类项作为主线书写，余下的放在副线和隐线中，试图探寻改革对人的精神意识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还有在时代的激流中，各行业的切磋共行，将给人的活着注入多少向前向上的能量。这个过程反复许久，多是由于我不足的写作经验，无法将此构图，画出追灯人的地址。因此，之后在每一章的排布上，我先以场景再现为形，而后以各行业深处形势的思考和行动为径，逐一发现每一个充满力量的足迹。

　　时代如此鲜活地呈现着日常，我也在纸上深掘每稿可以提升之处。三稿都是带光前行的，直至四稿，我看到生命与书写的翩然姿态。

　　从煤矿行业延伸更广阔的社会风貌

　　记者：在矿区，你一定听闻了很多鲜活而动人的故事。有哪个瞬间或哪个人物让你觉得“必须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王铭婵：工亡矿嫂(已故矿工的妻子)是让我更加理解和愿意书写这个题材的支撑力之一。她们有的颇具才华，有的美丽秀气，皆是重情重义的女人。

　　她们无论在行事还是做人上，都打破了人们对生活在煤矿里的女性的固有印象。她们陪伴矿工生活，参与工作，像一团凝固的火，为煤代言，奔走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她们在煤矿的生活和工作中闪闪发光的时刻，是我想把她们写出来的瞬间。

　　记者：小说不仅写煤矿，还延伸到了汽车和房地产行业。这几个行业跨度很大，你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编织进同一部小说的?希望借此呈现怎样的时代图景?

　　王铭婵：采煤在地下，地上被一些行业占据并行发展，致使地下某些位置无法开采，因此煤矿人在劳作的前后期与各行业多有交集，这也是《追灯人》中各行业互生共长的一个契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科技生产力、机械化、服务业、各种快速的零星行业等作为发展的重要行业，前进中需要合作上的认同，把这些搬进《追灯人》中，是采访后获得的一个顺其自然的写法。

　　时代的发展，需要精诚合作，共克时艰。行业与行业，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真诚、协调、合作、相互照见，踏上发展之路，获得更长更宽的光明大道。

　　记者：阎连科评价说，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抵达了情感深处的“五百米”，让读者从最普通的人身上看到“人之光、人之爱”。在你的笔下，贺主席、秦小伐、陆小楚等人物，谁是你倾注情感最多的一个?哪个人身上的人性之光先打动了你自己?

　　王铭婵：在角色的定位上，我的情感笔墨聚焦在矿工陆福、小楚和两位矿嫂身上。陆福半辈子活在奔跑中，在地下，在地上，爱情的冲刺始于病榻，他真实印证了爱情不是一个屋檐下的产物，两地分隔也始终有人愿意坚守。他是个普通的掘进工，一辈子默默奉献，再艰难的时刻，他都因煤的未来不断延展自己的生命。

　　矿嫂新萍在丈夫去世后，患上重度抑郁，出现各种隐疾，使她“块状”存在，她不吃药，不出门，发疯似的做着各种动作。但当煤矿人谈到转型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她似乎被拉回。作为曾经的技术人员，井上井下有她的智力成果，她藏着的那颗“煤心”复燃了，为助转型一臂之力，她像陆福一样冲到屋外，奔跑……后来她请缨加入合作队伍，出谋划策，捕捉那些在她身上未曾失去的光源，一路向前。

　　继续秉承“接地气”的写作路线

　　记者：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文学应该像灯塔。在你看来，今天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承担“灯塔”角色是否比以往更难?《追灯人》希望照亮什么样的读者?

　　王铭婵：文学是一块责任田，进来了，身子就要躬下去，同时肩头要受力。这支笔，是时代给写作者的，每个写作者都要扛起责任。我是一名青年写作者，与文学和文字打交道，这也是与读者最朴素的交流工具。青年写作者要好好耕种这块地，珍惜笔下的每个字，或者说珍惜笔下每个字发出的力，一定是正向的。

　　来自各行各业的读者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带着经验与思考，读我们的文字，是对文字的再接力，也是读者对文学这块责任田的有效补充。写作者是耕种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我写《追灯人》时，我希望它能给予每个人力量。生命、生存、生活的每个节点不是完全一样的，遇到困难、挫折，或者自认为走不下去、无路可走时，要往有光的地方看。哪怕一束微光，哪怕需要凿光，都要拼尽力气去追寻。

　　煤矿人身处井底，那种环境、那种压抑持续发酵，他们最终会遇到光。愿我们都勇敢前行，时代之光会温柔地照耀着每一个追灯人。

　　记者：今后的创作方向是什么?会继续沿着“勘探时代矿脉”的路径走下去，还是会有新的尝试?

　　王铭婵：传统的、严肃的写作是我乐于书写的着笔点，很想写出对读者有益、有力量的作品。不论哪种尝试，我的大前提“接地气”的写作不会改变。目前，我还有三部长篇小说待出版，题材涉及教育、亲情与时代活力的思考。我还在做另一个长篇的案头工作，扎入行业中，准备写一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更结实些的作品。

　　“时代矿脉”是地标，我会脚踏实地，写好生机盎然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