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承包”很快便悄无声息，原因不明。多年后，马胜利回忆：“刚开始(汪海)说办一个厂子来，如果办我就想给他帮帮忙，后来也没搞起来。那是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也都不是汪海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也有朋友让我进他们的厂子帮忙，一个月给几千元钱，我觉得跟个讨饭的似的，也就不去了。”

　　临终的前几年，马胜利在放着七大皮箱荣誉证书、挂着无数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石家庄栗新小区内读书、写作、养鱼、种花、带孩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如果他当年不在厂门口贴那张‘大字报’，也许一直就是一个悠闲的销售科长，如果他没有动念头去承包100家造纸厂，也许他会在光荣中安然地退休。”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

　　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想再起步。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因为“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

　　只有鲁冠球，出现在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美的商业领袖名单中。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鲁冠球父子资产207.4亿元，名列第29位。

　　对于这些来自浙江的改革者而言，2009年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去世，是一个悲痛的日子。这位老人后来担任公安部长，其实他在60年代就开始在浙江工作，并在1983年至1987年的改革关键时期主政浙江。

　　之前，董朝才在2006年2月20日去世。来自温州内外的媒体，用整版来悼念他的离去。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

　　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杨嘉兴甚至觉得“可能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了。”但他坚持认为，“民营银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能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就行。”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