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科学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从而启动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正是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不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也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套用中国实践，结果难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理论的“奴化”和不正常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主体意识，更需要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秉承对西方概念的解构和改造而不是坚守和盲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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